大明王朝1566

像哥这样的年纪，按理说是不应该晚上窝在家看电视剧的。可哥也有寂寞的时候。
哥寂寞的时候会上上豆瓣，豆瓣现在被一群文艺青年所占领，说话都比较客观，评分都比较靠谱。那天无意中在豆瓣看到了《大明王朝1566》，评分居然高达9.2！这对于寂寞的哥来说是个极大的诱惑，在华语电视剧中，只有《走向共和》超过了这个分数，也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的电视剧中，这个《大明王朝》的品质位列第二，而这部片子哥居然没有看过。哥忽然有一种久违的，在海边拾到珍珠的感觉。

当然，哥并不打算把这部片子推荐给所有人观看，只有具有一定历史知识底蕴的人才比较适合这部片子，因为其中的历史背景和台词都是具有一定深度的。比如胡宗宪责备马宁远为何不多看点王阳明的书。如果你不知道王阳明谁是，也就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事，那么这句台词你就会看得云里雾里。

好了闲话不扯，故事在满天飘零的大雪中开始。嘉靖皇帝已经统治大明帝国三十多年了。如今的帝国，犹如一台老旧的机器，在艰难的运转。许多地方已经腐朽破败，大家只好拆了好零件，去补坏零件。如果再不对这台老机器加以修复，它就有崩溃的危险。

嘉靖皇帝在明朝十六帝中是最为聪明狡诈的一个。为什么这么说他？一个皇帝，痴心于修玄练道，不穿龙袍穿道袍，二十几年不上朝，却能牢牢的将帝国的权利握在手中。当年宋徽宗、李后主投身于艺术事业，难以抽身政事，导致国破家亡。嘉靖皇帝却能修道政事两把抓，哪一边都不用放下，自然有高明之处。

朝中虽有严嵩、严世蕃这样的奸臣，但也有徐介、高拱、张居正这样的忠臣加能臣。在朝中甚至是国内，遍布着他的眼线，几乎什么事都瞒不过他。他更喜欢把自己摆在幕后，像操纵木偶一般操纵着群臣，掌控着全局。以这种方式来统治国家，这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中是少有的。可是有这个必要吗？汉武帝、光武帝、唐太宗这些样板皇帝，哪一个是把自己摆在一个阴暗角落里，他们不都是站在帝国中心最耀眼的地方去缔造盛世吗？皇帝尚且如此见不得人，百官该如何？百姓该如何？

严嵩此时已经八十岁了，他是真正懂得这个帝国形式的人之一（另外两个是胡宗宪和张居正）。严嵩的老道和险恶是一点一点浮出水面的，严世蕃更像是一个被惯坏的孩子，利欲熏心，又急攻心切。为了弥补父子二人在朝廷落下的的亏空，严世蕃不惜毁堤淹田，置几十万百姓的性命而不顾。这等令人发指的事，历史上算是少见了。

胡宗宪虽是严嵩的门下，却是一个真正的明白人，也是大明朝一个重要的棋子。他镇守东南，抵御倭寇，又看护着两个省的百姓。
他训斥马宁远，何谓“不可为而为之”。那就是做事时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
这就是胡宗宪的做事原则，做应该做的是。严嵩是知遇恩人，该敬。毁堤淹田是伤天害理的事，该阻止。凡做事前先问该不该，这便是一种境界了。中国人讲究“术和道”。“道”为高、“术”其次。就是说一件事，首先问是否该做，其次才是怎么做。有了这个原则，便有了道德后盾。也就是“理”。
《雍正王朝》中，八爷说，四哥做的事为什么我们都难以阻止？就是因为他做事处处都占着个“理”。
给“理”找麻烦，就是和道德过不去。在中国的文化中，“没道德”这个帽子谁也背不起，就算是张献忠、洪秀全这样的恶人也不会自称没道德。
由于胡宗宪秉承这样的原则，所以皇帝信赖他、严党依靠他、海瑞等人也听他的话，这就是道德的力量。

初见高翰文时，他对高翰文说，“你知道朝廷水有多深吗？”说出这句话就可以看出胡宗宪早把朝廷的这一潭浑水看透。
为了弥补朝廷亏空就需要织造更多的丝绸卖给外商，为了产丝就要把百姓的稻田改成桑田，百姓不改就毁堤淹田，淹了田百姓没饭吃，只好把田贱卖给大商贾。朝廷的人随便一个政策，几十万人的生活就被毁了。这就是国家，百姓如草芥。
朝廷的水的确深，不是百姓所能探知。大家皆是P民，悬命的游丝在上面，在朝廷的指头上。国家一些让百姓无法理解的事，百姓只好理解为“你知道朝廷水有多深吗？”

海瑞可以说是整部戏的主角，他是以一个搅局者的姿态出现的。海瑞做事也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与胡宗宪不同，他的原则是“良心”。
为什么海瑞官做得不大，却如此的出名。是因为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像海瑞这么做官的只有他一个！同样都是读书人，也都读得同样的圣贤书，为什么只有海瑞敢于把圣贤所讲的真理作为自己坚强的后盾，从而无往不利呢？

海瑞从一出场，就准备做一个烈士。俗话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一个人若是以搏命的姿态去做事，他就会像一把利剑一般，披荆斩棘。而“良心”，就是海瑞这股力量的来源。
胡宗宪明白朝廷的水有多深，也明白朝廷的水有多浑，但是他只是尽量做到稳住这潭浑水。而海瑞不同，海瑞以区区小吏之身，剑指朝廷这潭浑水，把嘉靖皇帝直接逼上了PK台。这等勇气，千古难觅。

海瑞的那篇流芳百世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就像李时珍的药方一样，处处指向大明王朝的病根。这些病根就像皇帝的新衣，人人都知道，人人都藏着掖着。嘉靖皇帝读完奏疏后，就好像被剥去了道袍，赤裸的站在海瑞面前一样。嘉靖皇帝下旨立刻缉拿此人，可海瑞已经给自己准备好了棺材，面对不怕死的人，奈何？
海瑞以一己之身，直击皇帝，为大明、为百姓谋存。这等宁为玉碎的气量，让百官汗颜。

嘉靖皇帝陷入一生中最大的纠结，对于海瑞，杀，还是不杀。于是有了皇帝与海瑞最后的PK，嘉靖让儿子和孙子坐在自己身边，海瑞一次面对三个已经或是即将成为皇帝的男人，这一幕历史上极为罕见。
嘉靖说海瑞是笔架，海瑞则把嘉靖祖孙三代比成一个江山的“山”字，另外一个“江”字，则是百姓。我认为“山”代表永恒的权利，“江”代表流淌的百姓。“山”能改变“江”的走向，却阻挡不了“江”的流淌。如果“山”一意孤行，那只能换来山洪海啸。

嘉靖皇帝说：你在奏疏里妄谈尧舜禹汤，妄谈汉文帝汉宣帝汉光武，还妄谈唐太宗唐玄宗、宋仁宗、元世祖。朕问你，既然为君的是山，你说的这些圣君贤主，哪座山还在？”
海瑞回答“都在，在人心里，在史册里。”

最后嘉靖对自己做出了终极解释，这番大道理讲的极为NB,听完之后，有恍然醒悟的感觉，佩服编剧到五体投地，也佩服陈宝国如泰山般的气势将它讲出，本人原文搬上，一字不敢添改：

“你们要把这句话记住了，所谓江山，是名江山，而非实指江山。君既不是山，臣民便不是江。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
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了数省两岸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能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
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疏里劝朕只能用长江而非黄河，朕岂可乎？反之，黄河一旦泛滥，朕便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严嵩杀严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便是朕为什么要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链等人的道理。比方这个海瑞，自以为清流，将君父比作为山，水却淹没了山头，这便是泛滥。”

在最终的PK台上，嘉靖皇帝最终还是压过海瑞一头，他留下了海瑞的命，作为给儿子最后的礼物，因为他明白海瑞是大明朝的一把神剑，能划破长空，整治这一潭浑水。但他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临终前他告诫儿子任用贤臣，儿子问，谁是贤臣？嘉靖说：徐阶、高拱、张居正。儿子含泪追问：三人之后，还有谁是贤臣。
嘉靖仰面长叹：那只有天知道了。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那身后的事，既是皇帝，也只能问天了。
1566年的冬天，又是一场大雪中，嘉靖皇帝驾崩。
他不会知道，几年后张居正主导改革，使大明朝恢复了元气，更有中兴之势。
他不会知道，张居正死后，他的孙子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把张居正半生的努力化为乌有。
他也不会知道，五十多年后，阉人魏忠贤祸国殃民，把大明朝带入无底深渊。
他更不会知道，八十年后，一个叫李自成的人率兵攻进北京城，逼得朱由检吊死在煤山的那棵树上，自此结束了大明近三百年的统治。

这些他都不会知道，可我们知道，他们都在，在人心里，在史册里。

“立国不正，亡国有日。”

虽然刘和平和张黎免不了还要多多的拍点烂片混饭吃，不过能让主角不动声色地说出这样的句子来，说明《雍正》和《共和》至少不是用的别人当枪手。隐讳啊，羞涩啊，含蓄啊，台湾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宣示其彷徨和焦虑，神神道道地怀疑“到底是国家承载着幻觉，还是幻觉成就了国家？”，我们只有平淡的压抑，水波不扬。大姑娘的盖头，谁也看不见，但种种迹象看来，似乎好像或许可能——真的是个丑的。

历史莫谈，虽然一多半属于子虚乌有，但也至少比吐血三升好得多。1566年，平静无波，远不如1644年吴三桂一怒为红颜广播（插：如果吴真的是为了红颜，我敬佩他！），这一个历史的片断，只在于我们著名的海青天以一个六品职官刚刚有权力上梳的情况下，上了一道著名的《治安疏》，此文采取先扬后抑的手法，写到后来，估计是挥洒之间不能自抑，越写越激动，把民间骂皇帝的土话也一股脑写上去了——停笔，荡气回肠，恨不得再加两句。

海大人是不怕死的。从小到大，他的寡母就以严厉名，我们的大人也以阎王称世。他有道德的高度。海大人牛×就牛×在，我可以指责你，你却不能指责我。当然现在我们可以说他的老婆女儿是多么多么的可怜，但是当初，那也是人家别人绝学不会的资本。可敬啊！没有缝的蛋，无懈可击的人——可怕啊！

大明莆开头，尚还趾高气扬做人不会低调的冯保用太监的通俗语调问“今年为什么不下雪？”于是我们终有一死觉悟的钦天监周云逸沉痛深沉地回答，奸臣当道，贪墨横行，民不聊生，皇帝不管——于是就廷杖死了，血慢慢地流出来——开始下雪，大雪，大雪纷飞里帝国的中心开始议事，苍老的帝国首辅严嵩佝偻着坐在椅子上，旁听严世蕃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吵架（于我等历史爱好者来说，这算是千年难遇的奇观），皇帝坐在幔帐后面，偶尔还上个厕所什么的，吵得再凶，好像也不过云在青天水在瓶，只是，缺钱啊缺钱，怎么办？

年尾不发红包，朝臣们不干了，又是大雪纷飞的夜里，举着奏疏齐唰唰在宫门外抗议，阁老们来劝，不听，皇帝没有办法——关门，放狗，让家养恶犬东厂太监咬人，心情惨死，摔东西说老子不搬家了，阁老尚书们跪在殿堂外哭成一片，道千错万错，都是臣的错。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这是大明里出现频率第二高的一句话，出现频率第一的话是——谁来担罪？

出了事，是你担罪，还是我担罪？

把这几句话联在一起，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嘉靖和万历二三十年不上朝，朱由校宁愿天天做木工活。我们老朱家的祖宗设计了一个太完美的制度，他像海瑞一样废寝忘食浑然忘我，不惜杀几千几万人以传诸子孙——可惜子孙担不起，必然担不起，谁有错，谁的错？

二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死了，开篇大雪，结尾大雪。不久之后，张居正和那个开头的小太监联手挤掉了高拱，事实上的摄政天下。以前我认为我很清楚，然而到至今我迷茫了，所谓的张居正的改革，到底是延长了明的寿命，或者，早该加速它的灭亡。

读史十年，越来越迷茫，反不如十五六岁的时候，崇拜张江陵的要死，半夜打着手电筒看万历十五年。

皇帝，太子，世子，一个山字，老百姓是江。这句话，放在一百年前说，或许还有人相信。

五千年，我们到底改变了什么？视界，非也；人心，非也；制度——非也。

我们还要改变什么？

——谁来担罪？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海瑞，国之利器。抗豪强，斩荆棘，治太平。明主得之，犹如得一龙泉宝剑。然而，这一位煮海的张生，可做万世清流之师表，历代官宦之楷模，却万不是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哪个女子嫁了他，可谓前世不修。
    就像海妻——《大明》剧中苦人不少，但若论起最苦的人，非这位海氏夫人莫属。
    剧中，海瑞登场之前，先有谭纶一番介绍作序幕。这位谭詹事，为证明海瑞的人品德操，一上来便大讲其纯孝——明朝以孝治天下，自“二十四孝”以下，孝道被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圣人说过：“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即一个人如果事父母而孝，则绝不会犯上作乱，亦即是一个大大的忠臣。谭纶口中讲的，海瑞这个千古第一忠臣，“说来你们不信，都四十出头的人了，他一个月倒有二十几个夜间是伺候着老母睡在一室。”
    孝之一字，若是出于亲情，自当感慨赞叹，然而做到这般极端，又显然超出了常理。明朝严苛的理学逼出了许多“亚精神病”，徐文长就杀掉了自己的妻子，海瑞的诸般作为，也曾被后人若有意、若无意地扣上了“偏执狂”的帽子；而从现代心理学揣度，这种近乎荒唐的做法，更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过分的恋母情结。
    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第一灭的便是男女情欲。这种流毒千年不灭，即便是《红楼梦》这样至情至性的小说，也不免有“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的句子；甚至到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新中国文学，也还是不断出现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革命斗士。以正统清流自居的海瑞，更是将端方严苛的“君子气质”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他看来，娶妻成家，不是为了夫唱妇随，相濡以沫——他娶妻子，一是要一个伺候他“阿母”的佣人，二是要一个给他海家传宗接代的工具。至于这佣人有没有尊严，这工具有没有情欲，他是完全不必也不屑去考虑。
    于是剧中，海妻动辄得咎，海母稍不如意，做儿子的便立刻将罪过归到妻子身上，言语间不茍言笑，全是一副牢头神色，搞得海妻终日僵着一副面孔，长篇剧集里没记得她笑过几回。
    如果海妻是一个无知无识的蠢物，也还稍平人心。然而，剧中的海妻，是个知书达礼、隐忍善良的女子，既有柔情万种，也有娇憨活泼。情深至处，能婉转地引《诗经》里的句子来吐露心意；至于侍奉婆母尽心尽力，体贴丈夫无微不至，真是万世修不来的好媳妇。
    然而这样一个人，眼睁睁在这种家庭氛围的浸淫下，变得日益木讷、呆滞。
    片尾，海瑞获悉妻子千里之外难产而死，终于面露戚容。我心想：这下该念一念夫人了吧？哪知这一位，“强作镇静”地以一杯酒祭地，抬头吐出一句话，竟是——“海瑞不孝。”
    我真是出离愤怒了！
    一个女人，风里雨里伴了你几十年，如今因你拖累而死。哪怕是条狗，也该念念它的好处。可我们的海主事，第一个念头想到的，还是自家，牵挂的，还是他海门添嗣续后无望，至于那个活生生的人，对那个朝夕相伴有血有肉的人，可有一分留恋？
    我景仰海瑞的刚毅正直，尊重他的忠勇仁毅，愿做他的同仁，他的仆役，他的子民。然而，身为一个女子，在我的眼里，海瑞绝对可敬不可亲——即便终生不嫁，也不能嫁这样的人！

      说到《大明王朝1566》，首先要从导演张黎和编剧刘和平说起。2007年的《大明王朝1566》是张黎与刘和平自1997年的《雍正王朝》后的第二次合作，也是至今的最后一次合作，并且是张黎作为导演的唯一一次合作（在《雍正王朝》中张黎担任艺术总监一职）。

      张黎依靠这部作品和之前的《走向共和》彻底超越了胡玫，奠定了内地电视界第一正剧导演的身份，此后的《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刘和平虽然争议更大，但此人在编剧界的地位也无须我在此处再多言，作为一名学者型编剧，虽然他的作品往往冲突激烈集中极富戏剧性，但他的骨子中往往还蕴藏着某些超越戏剧性本身的追求，这使他的作品往往在戏剧性的情节之下还有深厚且富于张力的内涵。如果说前者是对一线编剧的基本要求，那么后者就是编剧个人身上的独特烙印。

      除去两人本人各自的强劲实力之外，大家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张黎和刘和平合作往往让人有种1+1大于2的惊喜，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刘和平擅写大场面大格局大冲突，而对于曾经的冯小刚御用摄影师，以《夜宴》的摄影师身份获奖无数的张黎来说，转行导演后，以镜头语言再现刘和平笔下的大格局不在话下。在这一点上，刘和平的上一个本子《北平无战事》就做的一般，远没有《大明王朝1566》那样令人印象深刻。山影+孔笙团队虽然近年拍了不少优秀的正剧，但是格局上显然较黎叔仍然有差距。此外，刘和平的作品整体风格较为内敛沉郁，其中又往往在深处蕴藉着某种民族的蓬勃之气，这样的独特风格，放眼内地电视界也唯有张黎可以最好地呼吸领会之。两人的合作可以说是真正的天作之合。这样的黄金组合为这部剧集的成功打下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试想，正剧领域的上古大神陈家林碰上朱苏进，照样在《江山风雨情》这么好的题材上走了麦城，而《人间正道是沧桑》虽然也是优秀的作品，但张黎极富个人风格的摄影与剪辑与江奇涛歌剧风格的剧本总有微妙的方枘圆凿之处，相较而言，《大明王朝1566》中的剪辑则往往令人印象极其深刻（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黑白闪回，当然有相当部分要感谢剪辑师刘淼淼）。

      张黎对刘和平的剧本的理解是深刻的，这使他在导演本剧时常有丰富剧情内涵的神来之笔。举个例子，在剧情的中后半段，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被嘉靖打发去南京守陵，这里有一段他与自己的干儿子冯保告别的戏，是刘和平原剧本中没有的，而张黎将这一段拍的十分精彩。

      这一段不仅在结构上呼应了第一集吕芳训斥冯保，指责他不懂为自己谋后路的情节，也进一步丰满了吕芳老成宽厚，冯保伶俐隐忍的性格，两人之间关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一席对话也深化了全剧的主旨与内涵。这一情节甚至还为可能的续集剧情发展打下了草蛇灰线般的伏笔——冯保最终应验了吕芳的预言，爬到了吕芳的位置，而最后也遭到与吕芳相同的命运。

      仅举一例，可以看看导演对剧本的理解已经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接下来说说这部电视剧的选角。

      刘和平擅写群像戏，因此选角和表演是重中之重，他的戏如果选角没做好，起码要砍掉一半剧本的魅力。比如《北平无战事》中，很少有人在刘烨出场时会想到“方孟敖”出场了而非演员刘烨。这一点上，《大明王朝1566》做的相当好，甚至可以认为是整个内地电视剧工业上的一个巅峰，它的卡司选用了一群实力派演员，其中大量是话剧团的老演员，整个剧集的台词都拿捏的相当稳。几乎所有演员都和角色没有距离，皇帝说话有皇帝的样，高官说话有高官的样，小吏说话有小吏的样，平民说话有平民的样。即使是龙套角色，也少有苟且出戏的现象产生，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亮剑》几个主要角色形象那么经典，龙套一说话就出戏）

      这种集体演技爆发的现象至少可以证明一点：整个剧组是在认真对待这个戏，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而非流水线上的作品来做。

      对此，张黎导演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回忆：那个组出奇地平静。陈宝国也一样，也住在北五环的一个烂楼里面，他自己住一间，给他安排了一个套间。早晨起来，试装，对词，每天就这样，很松散，该锻炼就锻炼。给他们找了一个健身房，像严世藩，杨金水，他们都锻炼。黄志忠每天跑一万米。安安静静，这其实是一个摄制组应该有的状态。有的演员偷点懒，词不好，大伙那种不屑，他的压力太大了。所有演员词都溜溜的，戏都好好的，一个演员打磕巴了，那真是对不起，不用说，回去以后肯定是在背词呢。他形成的习惯是，一般早晨五点起床背词，七点钟出发。现场再背词的演员，全组人都看不起。

      倪大宏不拍戏时，我们就见不着他，据说天天憋在屋里琢磨呢，他从化装开始就进入到严嵩80多岁的状态，寡言少语、眼神呆滞、动作缓慢等。而扮演郑泌昌、何茂才的演员，要求住一个房间，哥儿俩没事儿就掰扯戏，很有上大学排一部话剧的感觉。他们在拍摄期间都是‘守得住’的演员。

      下面还是把这些演员列一下，感谢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实力派的履历，看完之后也大概能琢磨出当年看一群大叔飚群戏为什么那么过瘾了：

      陈宝国的嘉靖，雄猜与天威难测的最佳注脚，也是陈宝国皇帝戏的巅峰。


      黄志忠的海瑞，人物可能立的稍微正了一些，导致演员发挥空间有限，不过这是剧本的原因，黄志忠的表演几无可挑剔，几幕高潮戏中爆发出的台词功力真是百看不厌。


      王庆祥的胡宗宪。也有人物立的太正的问题，但王庆祥将其诠释的颇有层次感，绝非普通的忠臣形象所能概括。


      倪大红的严嵩。完美诠释大奸似忠，40岁演70岁应该可以作为教科书案例了。。可贵的是竟然还没用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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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坚的严世藩。形象和历史有所不合，但是演技没的说，一口京片子念白很有韵味。张志坚是南京话剧团一级演员，饰演过《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董建昌。


      王劲松的杨金水。这个不多说了，经典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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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立新的沈一石。曾在《走向共和》中饰演罗文，本人毕业于中戏，现为中戏表演系主讲教师，其才子气质与沈一石的角色设置殊为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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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严三巨头：肖竹的徐阶（前立者），刘毓滨的高拱（前二立者），郭东文的张居正（后立者）。三人都是话剧演员出身，肖竹有一个典故是他1956年报考北影，成为北影第一批学生，当年的面试官是陈佩斯之父陈强，出的题目是朗诵《海燕》，肖竹刚念几句就被陈强打断。后来才知道原因是肖一开口就被陈强听出功底非常好。刘毓滨是国家一级演员，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古装剧常客，最有名的角色应该是《康熙王朝》中的朱国治。郭东文为广州话剧团国家一级演员。三人虽同属改革派阵营，而性格迥异，徐阶外示忠厚而内心机心深重，高拱刚直而嫉恶如仇，张居正才华横溢，进取心重。虽然三人经常在同一场景中出现，但演员的诠释都截然不同，观众甚至可以看台词便一眼猜出说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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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官群：徐光明的吕芳（右一），刘立伟的陈洪（右二），赵雍的黄锦（右三）。宦官作为可以左右政治局面的一大群体贯穿整部剧的始终，徐光明、刘立伟都是话剧演员出身，赵雍是北影78级学生（张丰毅、张铁林同学），功底都没得说。这群宦官的表演又是闻音识人的群戏经典，文字形容失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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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徐敏的赵贞吉，甘雨的郑泌昌，王戎的何茂才，徐成峰的冯保，祝希娟的海母，谭凯的高翰文，郑玉的王用汲，等等……都是非常经典的角色。

      此外，《大明王朝1566》的思想高度是一大争议话题，很多人喜欢将他与《走向共和》对比，并得出前者思想性逊于后者的结论，甚至张黎本人也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他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其实这次《大明王朝》观点上退步了。但我必须先退一步。其实我明是退步了，但比以前更加务实了。我还真是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国情，这种缓慢的，但仍然在行进中的这种体制改革。不怕慢就怕站。我为什么提海瑞，海瑞真正的存在的意义不只在于他骂皇帝啊，他清廉啊，反贪啊。海瑞的真正意义在于那六个字——正君道，明臣职。 我们还有一个想法，这个电影表现了君臣共治。现在董事长级的领袖很少了，各国领导人都是总经理。过去有毛时代、蒋时代、邱吉尔时代、肯尼迪时代、斯大林时代，现在已经很少了，现在都是责任制，总经理，任期几年，有个名誉上的董事会，管理人员多，这个时候都不可能再做到政由己出了。而这个政不由己出，在历史上，包括过去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都是因为有一个弱权皇帝，这种弱权皇帝造成了一种军臣共治的局面，我们呼唤一种君臣共治，一种稳健的改革。

     张黎的观点我部分接受，部分则加以保留。《大明王朝1566》是一部有现实关怀的戏，甚至其缘起也有部分出于反腐宣传的考虑（贺国强访问海南后表示要宣传海瑞精神），但若将这种现实关怀完全落在廉政文化上，未免落得太实，也不可能是刘和平的本意。很显然，《大明王朝1566》的模式绝非是那种传统的清官斗贪官，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部剧，那么就会得出下面这样啼笑皆非的结论：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孟祥林认为，该剧中正面主角海瑞的形象有些单薄，不如反面主角嘉靖皇帝的形象鲜活。而且，对于抗倭名将戚继光这样一个应该着重表现的著名英雄形象，剧中的戏份太少。

      显然，孟祥林对此剧的理解是非常浅薄的，而张黎点出的这一层对渐进式改革的向往的意思，虽然在剧情中有一定对应，但我认为仍然不是刘和平剧本中冰山下的核心。我认为《大明王朝1566》真正宣扬的不是反腐，甚至也不是制度改革，而是对某种完美人格与社会形态的追求，这种追求背后坚实的支撑就是民族精神。

      王用汲在大堂对质中称海瑞有“古君子之风”，这是一个被刘和平寄寓了无限寄托的形象，也是他心中完美的古代知识分子形象——儒法结合，外法内儒。剧中不断出现海瑞口称“大明律”，将对方驳的哑口无言的场景，这是某种乌托邦式的美好想像，大明讼堂不是美国联邦法庭，引援数百年前的大明律于事无补，但我们至少可以在这样的场景中看出编剧的某种模糊的追求。法治与人治是剧中海瑞与嘉靖分执的天平两端，前者如海瑞手中的大明律，后者如嘉靖修道的房间中醒目的阴阳标志，还有他最后训示海瑞时说的一番话：君既不是山，臣民便不是江。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了数省两岸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能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疏里劝朕只能用长江而非黄河，朕岂可乎？反之，黄河一旦泛滥，朕便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严嵩杀严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便是朕为什么要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链等人的道理。比方这个海瑞，自以为清流，将君父比作为山，水却淹没了山头，这便是泛滥。

      这是一番充满中国人玄妙精神的对话，也于不经意间道出了中国封建王朝构筑的本质——所谓外儒内法，便是以调和阴阳为主，法律条文为辅。在道德的精心包裹下，再严明的法律也失去了自己的力度，日益腐蚀，和光同尘，就像紫禁城的回廊一样，无论是徐阶还是张居正，改革者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走出这样的怪圈，因为他们对抗的不只是严嵩严世藩也不只是嘉靖，而是强大的传统。（说到这里，剧中有一集有一个镜头，张居正退朝时斥责严世藩，严世藩怒而离开，此时镜头俯视拉远，张居正站在紫禁城高大的城墙下，剧情中意气风发的他在镜头前显得非常渺小。本剧的镜头运用真是出神入化）

      作为完美的人格，海瑞秉承的是外法内儒的原则，行事的原则是大明律，支撑行事的动力则是儒家文化，也就是源源不息的民族精神。这也就意味着他在道德上必须保持完美，否则最大的支撑力便会瞬间坍塌，这个人物形象就会瞬间黯淡并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构建模式中，儒是一层包裹在外面的外衣，外衣光鲜，却可以肆意揉捏，内核灰暗，但必须保持坚硬。海瑞和嘉靖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这便是奥妙所在。

      但对人类来说，保持人格的绝对纯净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外法内儒”这样的理想社会永远只能是不存在的乌托邦。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上不存在海瑞这样的人，不存在某种苍凉中的奋进。如此，《大明王朝1566》的悲剧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腐败是一时一事的悲剧，制度是一朝一代的悲剧，而这种纯净人格与社会形态和现实的冲突所产生的悲剧则是永恒的。当我们在观剧时不自觉地开始和剧中的衮衮诸公一样，对海瑞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行为不以为然时，转而赞同更加实际也更加讲权谋的胡宗宪、赵贞吉时，我们也就成为了这种悲剧的一部分。这是其他剧集很少会带给我们的观剧体验。

      我想刘和平想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大家全部是海瑞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乌托邦，但如果世上多出一个海瑞，那么这一定是一个更好的世界。

      题外话：本剧的剧本严格来说是个未完稿，刘和平曾多次表示初始的构思中是要写到海瑞去世的，也就是胎死腹中的《大明王朝1587》。最后没有拍出来的原因大概还是第一部投资与收视不成比例的原因，这令人感到非常惋惜。

      上部中为下部作准备的草蛇灰线的情节也不在少数，除上述所述暗示冯保命运的情节外，万历朝的其他两巨头——张居正与李妃的性格与人物关系也慢慢铺陈开来。

      此外在剧集开始时亲密无间的倒严三巨头在最后几集中已貌合神离，暗示后来他们争夺首辅的情节，海瑞退徐阶田的历史情节也有了明确的暗示。此外高翰文和芸娘在剧集末尾再次出现，明显是为下部做准备，从张居正改革的悲剧结尾来看，这对夫妇多半要步沈一石后尘。芸娘曾哀求李妃不要令自己和丈夫再卷入政治漩涡，也草蛇灰线般暗示了这一悲剧结局。张黎接受采访时也曾印证过这一猜想：“女人戏”是我的弱项，李妃和芸娘的戏张力的确不够。但也有另外的考虑，她们将成为第二部《大明王朝1587》的主角，在《大明王朝1566》中只是铺垫，李妃在万历年间起到很大的作用，虚构的芸娘和高翰文将成为沈一石后的商人代表。

      湖南台好不容易制作了一次精品电视剧，结果收视率惨败（全剧未过0.7%，作为比较，《武媚娘传奇》的收视率一度破5%），计划中的后半部也因此流产，按照张黎导演担任摄影的另一部电影的名字来说，当真是“一声叹息”了。

来源：知乎吴易 链接：http://www.zhihu.com/question/22694023/answer/40519074

《大明王朝》中的经济帐


 

在朋友的极力推荐下，趁着春节假期的空闲时间，笔者把湖南卫视在新年期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一、与《雍正王朝》的比较

刚开始看《大明王朝》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笔者觉得它比多年前另一部也十分有名的历史剧《雍正王朝》还好看，但看着看着就越看越觉得不对劲。笔者觉得《雍正王朝》好看，其实是冲着里面描写当时的一些经济政策去看的，就是里面所说的雍正推行的“新政”，即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士绅一体纳粮这几项，这都是历史上真有其事的。在历史上，这三项经济政策中其实以摊丁入亩最为重要，其本质是人头税改为地税的一项税收征管改革。火耗归公次之，其实质是中央与地方瓜分税收的制度的改革。至于士绅一体纳粮就并不是那么重要，但反而在剧中描写的笔墨最多，这主要是因为《雍正王朝》想反映的矛盾之一是雍正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的对立，所以描写的重心都在田文境主持的“士绅一体纳粮”这其实并不算很重要的新政之一上。反而李卫在杭州主持的最为重要的“摊丁入亩”，却只是一笔带过。至于“火耗归公”就更是几乎只提了一下，没有作任何具体的描写。所以这是这部电视剧让笔者觉得比较可惜之处：看完了《雍正王朝》，恐怕绝大部分观众还是弄不明白什么是摊丁入亩吧。

反观《大明王朝》，第一集就是以一场针锋相对的财政结算、预算的内廷、内阁会议拉开帷幕，然后以此为前提展开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经济政策）。当时乍看之下，感觉里面的描写十分具体细致，就联想到如果《雍正王朝》描写摊丁入亩也能像《大明王朝》这里描写“改稻为桑”那样详尽细致就好了。

事实上，如果细心对照，观众也许就会发现，《大明王朝》在某一点上是模仿了《雍正王朝》的。如前所述，全剧一拉开，矛盾就聚焦在财政危机上。《雍正王朝》是借围绕康熙末年的财政危机来展开朝臣诸王之间的权力斗争，《大明王朝》也是借围绕嘉靖年间的财政危机来展开上至朝廷的权力斗争、下至地方的贪墨（贪污）治理之争。从矛盾的设置来说，确实《大明王朝》是更胜一筹，不过后面笔者会谈到，其实那是因为《大明王朝》中的所谓“改稻为桑”的国策是人为虚构的，也就可以方便地人为集中矛盾。反之，《雍正王朝》基本上是照史铺陈，历史自然是松散得多。

《大明王朝》的剧情铺展的逻辑大致如下。因为国库严重亏空，于是引出以加大丝绸出口“创汇”来填补亏空，于是引出提高丝绸生产规模的必要性，从而引出增加种桑规模的必要性，进而引出推行“改稻为桑”的国策的必要性。然而，由于这个国策其实整个儿是虚构出来的，与《雍正王朝》中的摊丁入亩之类的“新政”确实史有其事完全不同，后面本文将从经济逻辑上指出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明显不是太懂经济，从而造成这个故事虽然从矛盾设置的角度上说是很精彩，但其合理性从一开始就很成问题。刚开始看时笔者还并不知道这故事完全是虚构的，只是以经济常识来逐一对照，就已经觉得问题甚多。

 

二、明朝的海禁与倭寇

首先，这部电视剧把嘉靖朝廷填补财政亏空的意图的实现，完全托负于对西洋出口丝绸的海上贸易，甚至把当时浙江历时十年的剿灭“倭寇”的军事行动部分地解释成是为了扫清把丝绸运送出口的海上通道，这可以说与真实的历史情况恰恰完全相反。

众所周知，明朝是中国古代以严厉实施海禁而著称的朝代之一，其海禁政策持续了200多年，由明太祖朱元璋起，洪武四年 (1371年)诏令“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明太祖实录:卷 70》），拉开了海禁序幕，明成祖朱棣虽有官方的下西洋之举，但仍“禁民间海船”，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明成祖实录:卷 27》）。到了《大明王朝》所描写的嘉靖年间，明世宗（即嘉靖）亦下令：“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各沿海省地方政府也纷纷下达指令：“私造双桅大船下海者，务必要一切捕获治之，”“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新邻舍不举者连坐”（《明世宗实录》）。

至于“倭寇”之害，正如近世史家澄清的那样，虽然最初确实是由于有小部分日本人因国内战争失败而流蹿到中国东南沿海作奸犯科，但到了后来，其成员主体已经主要是中国人，尤其是原来在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经商活动的百姓。从历史上看，正是明朝的海禁断绝了对外贸易，才使东南沿海的许多百姓无以为生，导致福建沿海的一些商人成为海盗，这跟内陆地区的所谓“逼上梁山”其实是异曲同工而已，只不过是福建商人是被逼到烟波浩渺的茫茫大海上去了。也就是说，明代后期东南沿海所谓倭寇和海盗问题的产生，恰恰是直接与明王朝厉行海禁的政策有关。相比之下，在鼓励与海外通商的宋朝，东南沿海地区并没有出现特别值得关注的海盗、走私活动。然而，明朝却一反宋元时期政府容许、鼓励海上贸易的做法，除由王朝直接控制的朝贡贸易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严厉禁止私人的海上贸易活动。东南沿海居民自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着海上贸易，这样的严刑峻法无疑断了他们的生路，从此，在有明一代，北至浙江、南至广东，东南沿海民间非法的海上贸易活动就始终未曾停止过。

近来有些言论认为，整个明朝政府虽然不鼓励海上贸易，但即便禁止也是口头说说，实际明朝的海上贸易相当发达，但这些“新论”并没有提出十分有力的资料作为支持。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倒也确实并非自始至终地禁止海上贸易，而是在倭患平定后，渐渐意识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和带来的巨大财富，在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皇帝（嘉靖之子，《大明王朝》中的裕王）宣布解除海禁，准许百姓到东、西二洋经商，这就是著名的“隆庆开关”。随后中国的海上贸易确实得到了蓬勃、快速的发展，近年来在日本广岛发现了泉州明代船旗就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也是嘉靖以后的事情，嘉靖在位年间是不可能出现剧集中所描写的情景的。

 

三、“改稻为桑”的虚构问题

其次，即使退一步，容许作为艺术作品的电视剧有适度的虚构，假设嘉靖年间可以像宋朝那样有相当可观的海上贸易，那么以剧中提供的数据，也可以看出有很多不妥当之处。

例如，剧中提到，一匹丝绸出口的价格是10两以上（剧中前后说过两个数据，都不一样，但都在10两以上），在国内销售的价格是6两，那么出口无疑确实有巨大的利润。于是同一块田种桑比种稻有更高的产值。这里又涉及到一些农业常识的问题，《大明王朝》的编剧也是相当混乱的。如桑叶是从桑树产出的，不是插桑苗的。网上有出身浙江农村的朋友指出，农民种稻之余也会种植桑树，这是自古以来的种植传统，并不存在剧所说的不愿改稻为桑的问题。而不同的农作物对水土条件要求不同。在江南三大主要农作物中，水稻喜湿，土质以中性壤土为宜；棉花耐旱并有一定的抗盐碱能力，土质以沙壤土为最佳；种桑则是“不论山水平原各乡皆可”。也就是说，种桑所需的田，与水稻需要的田不同，并不存在桑与稻争田的问题，这是整个虚构情节在农业常识上最大的疑点。

然后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姑且假设桑真的会与稻争田，既然一块土地用于种桑，产出桑叶后养蚕织丝的产值，是高于这块土地用于种稻产出的粮食，那么农民也是“经济人”，不会有钱不赚，又何用政府来强制推行什么“改稻为桑”？

事实上，治明清经济史的专家李伯重指出，明清江南地区，专业桑农以及只种稻不种桑、养蚕所需桑叶通过市场获得的农户都是少数。大多数农户既种桑，又种稻，几乎所有农户都养蚕。决定桑、稻种植比例的，主要是农户养蚕的能力。至于桑田与稻田的产值，以浙江桐乡的数据为例，1亩地植桑可养10数筐蚕，少亦4、5筐，最下为2、3筐（2、3筐即又有豆2熟）。丝贵时，蚕1筐即等于1亩之息，也就是说桑蚕1亩所入等于种稻1亩所入的4、5倍以至10几倍。唐甄《惰贫》文中记载了丝绸产量：“一亩之桑获丝八斤，为绸二十匹”。叶世倬《劝业桑田告示》记载了蚕丝产值：“凡好田种麦谷，每亩丰年纵收二石，不过值银二三两，若使种桑叶，每亩采叶饲蚕可收水丝九斤，值银十五六两。”所以，桑田的产值确实高于稻田，主要是丝绸产业本身的规模制约了种桑的规模。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市场会自然地形成桑田的市价高于稻田，因为桑田的收成（产值）高于稻田。在这价格机制的刺激下，农民会自发地把适当的田地改稻为桑。这当然会导致粮食的减产，粮食价格会上升，使稻田的产值上升。而桑叶的增产则会拉低了桑叶的价格，导致桑田的产值下降。这样一升一降，市场力量会自发地调整，使整个经济体内稻与桑的比例达到最优。

当然，可能改稻为桑之后，种桑所需的人手少于种稻，导致劳力过剩。但这里有两个调节机制，一个是正如《大明王朝》中的丝绸大户（商人）沈一石所言，卖掉稻田的人或者转而做桑田的佃农，或者到织房去做生产丝绸的产业工人，这无非是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的转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产业结构升级，而这本来就是所谓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这同样可以由价格机制来进行调节，使各个部门的劳力生产率趋于一致。

 

四、借古讽今的用心

以上是假设政府不动，让经济规律发挥作用。当然现实也没有那么理想，政府也有它的作用在里面。但以《大明王朝》这电视剧的剧情而论，它安排的是政府官员想从“改稻为桑”的国策推行中上下其手，得以贪污。于是农民不肯改稻为桑的原因，不是农民没有经济头脑，不知道桑田的产值高于稻田，而是官商勾结，要贱买稻田。

以剧中提供的数据，稻田丰年的时候价格是五十石粮，歉年的时候价格是四十石，而淳安两县被淹后海瑞所极力争取的，也只是三十石。但官府却“黑心”到想只以六七石粮的价格来收购田地，于是这黑心的浙江官府，一上来就以马匹践踏农民才插下的青苗，后来更不惜在端午汛的时节，悍然炸毁九道堤坝，淹没农田，以求毁田压价。

看到这段剧情的时候，笔者想到的是，这样的剧情是在借古讽今，大概是影射征地过程中出现的低价收地、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但其实征地的问题在现实中要复杂得多，不是剧中表现的那样简单粗暴，而且现在有了国家政策的规限，实际上低于农地（注意，不是农地改成工业用地之后的）市价征地是不可能的。于是笔者为编剧想到的另一个理由是，官员要贪污！如果丝绸大户要按市价买稻田，利润当然要比贱买农地低得多，这利润要同时供给沈一石等商人的营商收入与官员的贪污，自然导致贪污的空间少了，官员是为了便利贪污而这样不惜代价地造成贱买土地的局势。

但后来的剧情发展几乎又是否定了这一点。首先是沈一石家产被抄没后，郑、何两个官员把他的“固定资产”作价卖给徽商，计算细帐时提及，沈一石名下的桑田按市价是一亩五十石粮。这么一看，桑田的市价竟然是与稻田一样的！那怪不得沈一石不肯以五十石的市价来买稻田，因为这样做他完全没有利润可言。既然说桑田的收成高于稻田，桑田的市价就不可能不高于稻田。其次，沈一石的家产一抄，居然发现他是个空壳，所谓浙江首富，家中只有不到二万两白银。这就更让人疑惑，沈一石干嘛要那么热心地卷入到这件事中去？他根本在这里面赚不到钱，赚到的钱都给浙江官员和织造局的人贪去了，沈一石的“生产积极性”从何谈起？任何官商勾结，当然商人一方是要向官员支付贿款，有贪污的成本在内。但如果扣除贪污的成本之后，其利润还不如正正当当地做生意，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去跟官府勾结，额外地支出贪污的成本？如果说农民不肯“改稻为桑”是他们有可能太老实而不懂算经济帐，那么沈一石这个“正牌”的商人，怎么竟然也不会算如此简单的经济帐呢？

 

这些细节追究起来，就会觉得整部《大明王朝》的所有尖锐矛盾，从一开始的基石就极不可靠，官员根本没有必要如此急于“官逼民反”，商人也没有必要如此白干一场地卷入其中。其实，从这剧集所设定的矛盾焦点来看，去拍王安石变法可能更为适合，因为那个年代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路线之争、新旧党之争、人事之争，全都有历史现实为基础，比起《大明王朝》这样立论基础差不多是完全凭空虚构的，总要可靠得多。毕竟，真实历史与本来就是从万千世界的现实中总结出来的经济规律或经济学原理，是不会有逻辑上的冲突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