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

电影看得我非常难过，看完后心情难以平复，所以查阅了电影故事背后的台湾真实事件。把相关内容转给大家。 让我们好好思考如何保护未成年人，如何减少或防止霸凌、暴力或网络暴力的发生。

我对电影的短评：

影片聚焦于失聪少年人群，但其实整个社会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失聪隐射的是整个学校、家属和社会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辅导老师们认为孩子们的暴力行为以及性侵行为只是”玩耍“，这在东亚社会已经屡见不鲜了。校长为了维护学校的名誉和对权贵的畏惧，而选择从轻处理事件。少年施暴者同样也是更早的受害者。影片也多次反映到，老师、校长、家属最在乎的似乎是他人对自己、学校、孩子的评价，而非伤害本身。身体伤害是暂时的，但心理伤害可是持久的。这归根还是得从文化和社会上找根源：东亚社会过度在乎名誉和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而非从问题上找到根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人们其实都经历或者目睹过身边的暴力、网络暴力事件，但要不从众参与，要不熟视无睹，假装没看到。这不就是失聪了吗？影片里的失聪少年其实是我们每个人。

台湾真实事件的相关描述和分析：

《高大法學論叢》

第13卷第2期（03/2018），頁273-340

台南啟聰學校性侵案的法律分析

—以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基本權為核心

許育典*∕黃宗菁

壹、前言

校園環境一直以來都是非常容易發生性騷擾、性侵害等性平事件的場所，以近幾年的案件為例，2008年，花蓮前某國小體育老師涉性侵該校4名女童。2009年，新北市一名國中體育老師在校內性侵女學生；同年，中部某高職教師性侵多名女學生，且拍攝不雅照片；同年，台中某國小教師性侵4名男童。2011年，台南某國立高職一名老師性侵9名女學生；同年，也爆出了國立台南啟聰學校1集體性侵案件（以下簡稱「南聰案」）2，為近年來最為駭人聽聞的校園性平事件，累計有逾百人受害。而較特別的是，南聰案與以往「教師對學生」的典型侵害類型不同，大多屬於「學生對學生」的侵害案件。本文將首先於第二章節介紹南聰案的案例事實，以及案發後相關單位後續處理的情形；接著，於第三章以教育基本權的理論建構為基底，嘗試建構出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基本權功能體系；其後於第四章透過該建構出的體系，來檢討南聰案於各該基本權功能的缺失，並針對本案逐一提出具體改善的建議。

貳、台南啟聰學校集體性侵案件

一、案例事實

2011年9月21日，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和立委聯合召開了「充耳不聞、視而不見、隱匿不報、見死不救！」記者會，揭發國立台南啟聰學校過去七年，發生了至少128件學生性騷擾和性侵害事件，其中年紀最小的受害者僅國小二年級。案件發生前後歷任至少三名校長，已知受害學生至少38人、加害學生至少38人，占全校學生數的四分之一；案發的地點遍及學校教室、廁所、宿舍、浴室、樓梯、頂樓、圖書館、校車和教師家，且有超過六成的案件係發生於宿舍內和校車上，甚至有校車隨車員對於校車上集體性侵事件坐視不管的情形發生。令人遺憾的是，實際上教育部早已於多年前收到有關該校於前述情形的通報，且於2010年12月就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然而，2011年3月後仍然不斷發生學生遭到性侵的事件3。該校校長、行政人員與教師長期坐視性侵事件發生，使學生長期處於危險與受侵害的狀態之中，原該是最安全的校園儼然成為煉獄，引起社會譁然。

二、原因分析

本校性平事件的發生持續多年之久，卻直至2011年才因教師及社會團體的揭露而為人所知。而該起事件的成因，本文將分別從國家主管機關與學校、教師與生活輔導員、學生與家長的層面來做分析探討：

（一）國家主管機關與學校

首先，在國家主管機關方面，依特殊教育法第47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辦理特殊教育的成效，主管機關應至少每三年辦理一次評鑑，且評鑑項目及結果應予公布，對於評鑑未達標準者應予追蹤輔導。本案的主管機關為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以下簡稱中辦），然而法律雖有明定，中辦卻自2003年以來，連續九年沒有執行特殊教育法的特教學校評鑑業務，在遭到外界質疑後，中辦卻以「無評鑑標準，故礙難執行」答覆4。因此，即使特教法賦予主管機關評鑑特教學校義務，但當主管機關怠於執行評鑑，將使得特教法的條文規定形同具文。而特教學校在缺乏外界監督的情況下，造成侵害特教生教育基本權的性平事件不斷重演。

其次，在學校方面，本案在遭到揭發前，學校並無加裝監視器，廁所更未依法加裝緊急安全鈴。而學校在知悉案件發生後，也並未依性平法規定通報，亦未交付調查小組，違反當時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1條通報義務及交付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的義務。然而，該校性侵案件數量並未因在校園各處加裝監視器、在身心障礙廁所加裝鎖、在宿舍門口掛鈴鐺或撤換校長而下降，原因在於該校危機不僅僅在硬體設備不足或監督不周，在教育方法及心態也出了差錯，該校一直以來採取「行政極簡主義」的消極態度在處理事件，教職人員性別平等教育概念及危機意識不足，案件發生後也不曾從教育觀點輔導加害者及受害者。

（二）教師與生活輔導員

除了國家與學校的責任外，身為第一線的教學人員，尤其是班導師，應是最能及時發覺侵害事件並且通報、加以阻止、最能保護學生的角色。然而以本案為例，可以發現教師對此等案件發生視而不見的情形相當嚴重。依該校性平小組調查結果報告書5，以及監察院彈劾報告6，本校許多教師明知案件發生，卻隱匿不為通報。由此可知，特殊教育的通報系統在實務上存在很大的問題。此外，根據監察院的調查報告，該校生輔員無論是面對學生的自殘，或是校車上發生的性侵事件，常以漫不經心的方式來處理。另外，有學生表示生輔員常在看電視、打電腦或者睡覺，甚至在房間觀賞A片。更有學生被生輔員授權可以體罰其他同學，以及生輔員體罰學生的嚴重情形。由於生輔員既不具備相關特教知識，又未受過適當訓練，對兒童發展及性別議題毫無概念，因此很容易把「管理」當成「管教」。事實上，不僅於特殊教育學校這樣的封閉場域，在當前校園的各式教學或管教（或稱「懲戒」措施），學生人權受到侵害的情形層出不窮7。

（三）學生與家長

人本於該校進行性教育演講時發現，許多聽障生的性知識嚴重不足，例如有許多女同學問：「生理期來了該怎麼辦」、「昨天有人又摸我胸部了，怎麼辦」、「結婚以後要不要告訴先生我被性侵過」等問題8。這才發現一直以來學校、教師及家長，都沒有善盡傳達基本的性知識予這群正在發育中學生的職責。而本案中也有許多加害學生，其實都曾經、或同時是性平事件的受害者。根據專家指出，被侵犯的孩子經常不了解自己擁有隱私，也不知道應尊重他人隱私，因此很多時後會轉成「反應性」的加害人。如果成人忽略這點，總抱持著沒什麼大不了的態度，往往會錯過治療的黃金時期9。此外，本案有許多加害學生或受害學生的家長不諳手語，有些則不識字，時常造成溝通不良的情形，此種情形在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更加明顯，導致孩童在發育期無法透過家長得到正確的性知識10，再加上教師於此方面教學的不足，導致孩童無法具備保護自我的能力，以及無法判斷如何尊重他人的界限，造成加害及受害情形不斷發生。

三、本案的後續發展

（一）教育部成立調查小組11

2011年6月15日，人本教育基金會向「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檢舉該校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教育部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組成專家調查小組調查。隨後在該年的9月27日，教育部性別平等委員會調查小組作出報告，共完成71案，其中23件性騷擾、20件性侵、4件合意（指非以強制手段與未成年男女發生性交或進行猥褻），另有24件不成立。並詳列學校及教育部重大缺失，包括：部分案件未依法調查處理性平事件、未妥善保管調查檔案資料，使得資料遺失、未落實檢討校園整體安全，以致學校再度發生事件、加害人輔導未落實，導致一犯再犯，輔導紀錄卻予以結案、未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二）教育部成立輔導諮詢小組

2011年9月，教育部訓育委員會組成「校園性侵害性騷擾事件專業輔導諮詢小組」，負責協助、參與該校諮商輔導。又該校2012年2月改制附屬大學後，結合台南大學特教資源專業指導與行政資源支持，延續教育部專業輔導諮詢小組既有執行成果基礎下，由該校與所屬大學組成「校園性平專業諮詢小組」持續協助該校改善性平教育知能，依所屬大學及立法委員推薦委員名單組成該校性平事件專業輔導諮詢小組。然而，該諮詢小組的成員卻表示，該團隊並不具有任何實質且獨立的指揮權限，例如：屢次向校方要求提供安全地圖遭拒，更遭行政機關以「須校長批示同意才給」為由拒絕讓小組調閱相關資料等。

2012年2月22日為該小組最後一次會議，之後教育部不再通知開會，直至7個月後，教育部於2012年9月宣告該小組解散，沒有任何結案報告，也沒有與任何團隊交接12。

（三）監察院提出彈劾案與糾正案

1、數名相關人員遭監察院彈劾（監察院101年劾字第13號13）

該彈劾報告提及，臺南啟聰學校行政人員及教育從業人員，理應遵守教育基本法，為學生提供安全及良好的教育環境，又依教師法規範教師的義務，應視維護學生教育基本權及教師嚴守職分為優先，落實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等相關防弊機制的規範，才能完善保障兒童及少年的人權。惟臺南啟聰學校的相關人員卻未依法恪守職責，漠視法定職責與教育少年的責任，已嚴重損害兒童少年身心發展。另一方面，該彈劾報告更提及，教育部為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善盡督管學校的責任，惟教育部的中部辦公室主任、科長、視察、督學等官員，長期失於查核及追蹤列管，即便該性侵事件爆發後，仍未積極查明實際情形，且明知臺南啟聰學校未依法處理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而採取放任不管的消極作為，致使性侵害及性騷擾案件不斷發生，嚴重影響學生權益。因此，監察院認為校方及教育部的相關人員均有疏失，最後將

16名相關人員予以彈劾，並將全案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

2、數行政機關遭監察院糾正

2012年8月16日，監察院提案糾正臺南啟聰學校、教育部、內政部及台南市政府14。在該調查報告書中，監察院認為，學校在獲悉性平事件後，應以主動積極的態度，將該視為校園重大事件，並做立即妥善的處理。然而，臺南啟聰學校於卻未依法設置監視器及緊急求救等校園安全設施，導師忽視該校極重度身心障礙女學生的求救訊息，致該受侵害的學生遭受多次性侵害，學校均未發覺並給予援助保護，且該校所成立性平會的成員不符性別比例，在處理程序中，亦未依法召開性平會、調查小組未依法由性平會成立、成員沒有具性侵害事件調查專業素養的專家學者。又教育部對於該校的違失狀況未能即時導正並協助改善，長期未依法查核及追蹤，嚴重影響學生權益。

另一方面，針對內政部的糾正內容，監察院指出，內政部於2010年所頒布的「性侵害案件開結案評估指標」規定內容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定，致使社工人員處理案件時，未落實於法定24小時內進行調查處理及4日內提出調查報告的規定。又台南市政府處理台南啟聰學校案件時，將個案委由社工督導決行，兒卻欠缺再行判斷的機制，致生不少誤判案情情事，且未依法即時對於被害人及加害人進行治療、輔導，導致受害學生身心受創嚴重。

綜上所述，由於上述行政機關未為妥善處理該性侵案件，且處理過程中多有疏漏，遂後監察院依法提案糾正上述所提及的行政機關。

（四）數名相關人員被付懲戒與懲處

1、監察院移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15

2013年8月16日，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作出懲戒結果（102年度鑑字第12576號），共16人被付懲戒。本次懲戒無人遭撤職，其中6人不受懲戒，包含所有遭付懲戒的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行政人員；另有2人記過2次，3人記過1次，以及5人降1級改敘（包含兩名前校長）。

2、主管機關教育部做出懲處16

2011年12月6日，教育部公佈懲處結果，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共7人遭行政懲處，其中辦公室主任記小過2次，相關業務的科長、督學也被記過與申誡。在學校方面，教師及行政人員共15人、教師助理員及住宿生管理員9人，共計24人，依其失職行為情節輕重，分別記1大過到申誡1次不等行政懲處，其中現任校長記大過1次，兩位前任校長分別記過與申誡。且本次懲處的官員中並無人辭職負責。

（五）我國初次國家人權報告專項說明本案

總統府於2012年4月20日，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40條規定17，提交我國首次針對該公約的執行報告。其中第316項針對本案作出以下報告：「原國立台南啟聰學校發生集體性侵害、性騷擾事件，從2009年8月起持續有案件通報中，2009年8月至2011年7月，疑似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75件，確認發生26件性侵害案、24件性騷擾案，此為嚴重侵害人權之案件。這所招收高中至幼稚園年齡、不同障礙類別學生的住宿型特教學校，突顯出封閉式機構化特教學校，剝奪特殊教育學生社會融合，和其他學生一樣享有教育品質的問題，而且缺乏專業師資與設備，同時是教育人權未能受到保障的案件，政府應持續檢討改進，特別應針對校方是否調查處理性平事件、妥善保管調查檔案資料、落實檢討校園整體安全、徹底改善校園空間、確實執行懲處輔導措施、行為人輔導及加強教師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業知能等，並對此事件的行為人，安排行為人諮商輔導以防止再犯。且就特殊教育學校部分，如何回歸特殊教育的定位、落實特教學校定期評鑑機制、逐年啟動特教學生重安置機制，以落實學生的受教人權，並加以檢討。」

（六）國家賠償訴訟的進度與判決結果（見附表2-1）18

2007年，人本教育基金會代理受害學生A及家長向學校提出國家賠償，南聰案開始進入國賠的訴訟中。2011年初，終於傳來好消息，A生國賠案二審宣判勝訴定讞，台灣第一起「生對生」性侵事件打贏國賠的案例。然而，在此同時該校發生的事件從原本所知的七、八件，一下子暴增到三、四十件，隨著調查小組的不斷推進，一件件曾經被刻意掩蓋的案例被徹底暴露在陽光下。2012年3月的第一次國賠協調會中，國立台南啟聰學校竟然否認有通報或管理疏失，並否認性平調查認定的事實，其中5件申請國賠案中，學校對3件拒絕賠償，其他最高只願賠25萬。直至第5次國賠協調會議時，最後達成三件協議，分別為110萬、130萬及150萬，並已撥付賠償金額予請求權人完畢。至於向疏失人員代位求償部分，截至2014年5月底為止，該校已召開11次「國家賠償事件後續向相關人員求償審議會議」，以釐清求償對象及其過失責任。另外，國賠協議不成立者計2案，其中一案（C生國賠案）業於2014年3月由地方法院判決賠償140萬元，另一案（L生國賠案）目前仍於司法訴訟程序中19。

男主张诚在老师王大军的帮助下，进入聋哑学校学习，刚到这里的他对这里一见钟情，可是不久后他就发现了这所学校不为人知的一面。

一天在坐校车去学校的过程中，张诚找不到自己的朋友贝贝，校车的后面由几件校服挡住，他过去一看，贝贝却在被他们欺负，无论贝贝怎么哭喊都没用

男主满含愤怒，当时却什么也没做。。。。。。

一天晚上，张诚被其他人从床上拖走，一行人对他图谋不轨，这时贝贝按响铃声，吓跑了一众人，然后他们一起到泳池边散心。张诚叫贝贝把实情告诉老师，贝贝却始终不愿意告诉老师，因为她知道告诉老师也没用，张诚气愤说：要是下次他们把我拖进校车后面怎么办?贝贝回应：没关系，你和他们一起欺负我就好。

在男主的鼓励下，女主终于说出背负的秘密，校方和外界开始关注，老师王大军和校长开始着手调查发现受害案件高达127件

很多受害者同时也是一些事件的加害者，而幕后主使几乎来自同一个人，小光。他对老师说他们只是在玩，他从来没有亲自动手，也从来没有人敢对他做过这样的事

贝贝在老师和爷爷奶奶的要求下开始休学，她却执意要回到学校，对她来说最可怕的不是被人欺负，而是觉得自己成为一个没用的废人，只有在学校自己才能算真正的存在，才能被人所注意

为了防止贝贝再受伤害，张诚在小光一行人的威胁下去给男同学口(这个男同学也是被强迫的)，但是小光却没有信守承诺贝贝再次被欺负。张诚开始与小光正面冲突，把小光打伤，小光爆出张诚口的视频。

贝贝了解到事情来龙去脉，绝地去小诊所做绝育，她觉得这样就能让张诚、老师、爷爷奶奶安心，她就不会怀孕，虽然去的是个没有营业执照的诊所(从用的纸邹邹巴巴就能看出)，但万幸没有出事

愤怒的张诚在学校砸了钢琴，拿着榔头去了医院去找小光，进入病房却看到小光哭着割腕，张诚下不了手

小光的朋友找到张诚，和他解释到小光也是个可怜人，从国二到现在一直被美术老师性侵，后来张诚拿到视频寻求王大军老师的帮助

王大军到医院和小光进行交流，他这才明白小光心理的问题，和割腕的原因，小光开始想念那只老师，那老师来医院探望他，他还摸老师的鸟，他恨自己应该恨他却做不到。(应该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后面事情越闹越大，校长被革职顶锅，多名老师被罢免，学校倒是多装了几个监视器，一地鸡毛什么也没有改变。仇恨还在继续，被口的少年将会成为下一个小光

聋哑人是一个屏障，他们听不见不能说，隔绝了外界许多声音，正常人不了解他们，即使被欺负也不会说出去，比起被欺负，他们更怕被丢进正常人的世界。学校是一个屏障，因为他们只想息事宁人，事情闹大了，对学校和学生都没有好处，学校没了，学生不一定能找到下一个聋哑继续学习。上层政府是一个屏障，校长光是把那个性侵小光的老师送走就用尽全力，校长说对王大军说，你不知道他的靠山多么强大。即使被爆出来也什么都没有改变，一时的风头过去，大家都会忘记。这些屏障隔绝了内部许多事……

前言

在第57届金马奖颁奖典礼的帷幕被正式拉开之前，荣获8项提名的台湾电影《无声》就已赢得了本土及海外观众的满堂喝彩，在台湾10月15日上映两周便累计超过3000万票房与10万名观众。自其前些年大受好评的电视剧《天黑请闭眼》之后，80后的台湾青年导演柯贞年在自己的第一部长片中，继续将其擅长的悬疑/恐怖的叙事风格对焦一则发生在聋哑学校的欺凌事件与性犯罪的故事。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在阴冷严峻与和煦轻快的镜头交错之间，是对“学校”的空间定义、教育断层以及家人与教师的身份缺失进行的一次深度探讨与反思，又或是试图去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被害”“施暴”与“旁观”三种常见的角色类型之间的道德清算。

故事由真实事件改编，讲述转学生张诚来到新的聋哑学校，对天真烂漫的姚贝贝心生情愫。某日在开往返回宿舍的校车上，张诚突然发现车子后排被校服遮挡着，因好奇走上前掀起校服，目睹了校服背后的数名学生以游戏的名义对贝贝进行的性侵犯。自此，上百起潜藏于宁静校园之中的“无声”罪行被公之于众，审判的序幕即刻被沉重地拉起。

影片处处彰显的对现实社会的揣摩，看似参杂了当局政治转型的复杂且必要的诉求，然而在FILMeX电影节的映后QA中我们了解到，导演看重的是对事件“参与者们”的动机剖析，她关乎且更倾向于强调成长的彷徨与阵痛，与近年真实事件改编的各种商业类型片中的某种社会责难的强烈目的性大相径庭。

「听人」缺席的校园空间

作为辅助价值观还未成熟并正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在未来庞杂的社会体系中得以生存之前，“学校空间”原本应是一个值得被托付与信赖的庇护所。影片中的聋哑学生是「聋人」，负责传达他们意思的教导员被称为「听人」。因此，比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更为复杂的是，这所校园的教育者不仅仅只是传道授业，还需要为学生去传达「意思」。重新审视电影《无声》中的校园空间，我们所看到的「听人」是对校车后排“不可言说的游戏”漠视，是斥责被侵犯后贝贝执着于事件的态度，又或是处理涉事教师的校长为难的情绪，他们早已将「听人」的职责抛诸脑后，将校园空间变成了一个众目睽睽下的犯罪现场。

作为教育者与调停人身份的教导员去责备学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一种沟通的失职与置身事外的懦弱。影片中杨贵媚饰演的校长对质问她的男教员大声呵道：“我经营一个学校有多么辛苦你知道吗。”校长的身份不仅仅只是一个教育设施的代言人，还应该是一个是传递学生“本意”的发声人，是监督校内教师职责的调停人，但她却以资本家的姿态训斥教员，苦诉自己为经营学校而付出的代价。因此，当刘冠廷饰演的男教员痛心问道“校长，你会手语吗？”实质上也是对其是否意识到「听人」职责的一种发难。

凑佳苗的原著小说改编的日本电影《告白》中同样也触及到校园欺凌事件。桥本爱饰演的美月被热血教师“维特”用带有贬义意味的外号称呼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师生信赖关系的建立失败，“维特”在自认为与学生拉近距离的同时，其实是反将美月推向了孤立的深渊，拒绝倾听学生的声音，实际无异于班上其他的欺凌者，是一种“同谋”。再回到《无声》，影片中的涉事老师对小光的性侵犯确实是校园内上百起无法饶恕的侵犯事件的开端，但坐在校车内的陪同教员的漠视与放任却显得更为可怖，他们的身份混乱与「听人」职责的缺失遮蔽了校园暴力与性犯罪的上演，是触发校园惨案愈演愈烈的帮凶。

无法承载的精神扭曲

影片中对于角色的处理是中性的。首先，上文中提到的校长不论是其对于事件发生后的不作为，还是处理过程中惺惺作态的模样令人心生厌恶，但她并非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阿诚作为一个捅破事件窗户纸的“正面”角色，当小光承诺如果愿意侵犯班上的一个学生，他就不会再找贝贝的麻烦，否则他将继续欺负她。在小光的威逼之下，阿诚侵犯了班上的另一个学生，而此举也致使故事结尾上演了一出悲剧循环（影片以被阿诚侵犯的学生试图侵犯别的学生作为故事结尾）。贝贝在经历无数次的侵犯之后，却还是选择“无声”地笑着与班上的同学相处。

作为本片中较为复杂的核心人物，学生小光既是校内施暴的主谋，也是长年来被教师侵犯的「受害者」。影片前半段集中描述了小光指使其他人侵犯贝贝以及班上其他人，我们在面对暴力理所应当倍感愤怒，然后，当接收到来自影片赋予小光角色复杂性的拷问——假如所谓的欺凌者也是弱势的一员，那么出自对原罪的控诉是不是已不能满足我们对事态发展的考量。小光长年受到教师的性侵犯，尽管事件的败露促使校长调走涉事的教师，但身心还未健全的小光必定早已百孔千疮，无法承载痛苦的他与男教员在天台吐露，自己多年后再次见到侵犯自己的涉事教师反而很开心，顶着悲痛狰狞的面孔，他询问教员自己是否是变态，这与房思琪式的痛苦填补如出一辙，令人错愕的心声也成了精神扭曲的最好佐证。

类型片的社会责难是必须的吗？

韩国电影中对于此类折射社会黑暗面类型片的技法是相当纯熟的。比如发生在聋哑学校的性暴力事件的《熔炉》也同样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施暴者们的恶毒与嚣张气焰在影片中被描写得入木三分，我们为法庭上因证据不足而无法为受困的孩子正名的场景悲痛欲绝，同理心更是延伸至现实，实现了法治进程的某种影响与刺激，致使多年后能够成功通过了相关的“熔炉法案”。《7号房的礼物》中，朴信惠饰演的女儿摇摆于作为辩护律师的理性与身为人女的感性之间，在法庭上为逝去的父亲讨回公道的身影与观众取得了某种默契的情感共振。

而在影片《无声》中，执法部门与媒体视角的部分，从其收敛的叙事方式不难看出导演对于情绪表达与社会诉求之间的平衡与拿捏。在映后QA中，柯导也提到了作品的原型故事其实早已在台湾本土形成一种声音并有了一定影响，洞察受害者或拥有受害与加害双重标签的边缘复杂人群的内心是她想要做的事，像这样避免过分地责难于社会的叙事方式倒是与2017年文晏执导的儿童性侵题材的电影《嘉年华》颇为相似。尽管比起《无声》中高强度叙事的起承转合，《嘉年华》减少戏剧冲突，隐去了侵犯的场面——观众清楚事件的发生，却也未曾目睹——这种将观众置身于暧昧的旁观者姿态的方式，也是一种更为冷静的影像视角与技法。

随着电影作品题材的多样化发展——出于影片自身带有的传递信息的符号功能，以及社会意义的情感考量——近年来难免会出现一些消费真人真事完成某种深刻的社会责难任务的影视作品。《无声》试图做到的，更偏向于提供给观众直面社会事件不断发生、可能再次发生的危机感，以及事件背后的思考空间，是与非的辨别不是在一部或是几部作品中能得到结论的，它更像是一种启发。

正如导演在某次采访中提及：“我不想激起愤怒，也不想带有强烈的控诉意味。我也不想站在一个上帝视角去讲这个故事，善恶的分明是相对模糊的。

女主角演员演技弱了一点，配角其实还挺好的，剧本很强，如果脱离电影的社会环境社会背景去讲事情是不尊重事实的，实在不想说被时代爽剧荼毒过深的剧评，好像自己是上帝，没有按着他们的节奏来就有错，如果只有对错的维度来衡量电影是否可以这么安排是不是太无聊了一点，就像你妈做了饭给你吃你却偏要说个好歹的样子，比如什么说男主能上去就打倒小光的，也许小光就是这样的人难道不可以吗？人的勇气有成长过程这个很常见啊，许自己成长就不允许电影里了的人成长吗？为什么现在评论的氛围是这样的奇怪，而且后面的长影评一大堆都是不走心只是宣传公众号的，唉，可惜了这部还是值得分析的片子。

不过电影里的何仙姑不太让人看得懂，只是想说有恶的存在，在这个人生的苦海里也要笑着走下去吗？是乐观还是讽刺？

如果这个片子看下来有类似于房思琪的痛感或者恶心感，对它而言它至少就成功了一半。

文：张万年

公众号：抛开书本

2020年10月，《无声》，一部后来被许多人称为“台湾版《熔炉》”的电影横空出世，并一举拿下包括“最佳原著剧本以及最佳导演”在内的7项提名，领跑当年度的台湾金马奖。

全片改编自2009年台湾聋哑学校性侵事件，讲述了以小光为首的一群聋哑学院学生在学校内频繁制造性侵、猥亵事件，学校老师包括校长自上而下一条龙地进行层层包庇与纵容直到案发的故事。

然后就有了上面对于《无声》的评论。看得出有很多人对于这样一部“政治正确”的影片，显然是有自己不同的看法的。我也不例外。

在反复观看《无声》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就其里面那些不明就里的意象、各色人物形象及其行为动机做一个自己的诠释与分析。这部影片所隐含的深层含义，其实并不像它本身看起来的那么让人难以接受。

首先是“何仙姑灵异事件”。根据美学专业研究生杨文洪所撰写的论文《何仙姑女性神仙符号的审美解读》，我们可以嗅出一些导演的自我表达，以及“何仙姑”这一意象在《无声》中起到的符指含义——

1.表达贝贝个人的情感诉求：希望作为一名女性融入群体，和男性和谐共处。

2.以“何仙姑”形象所传达的“劝善”、“向善”暗示观众牢记贝贝在全片中扮演的角色：一个彻底的善良天使，像“何仙姑”的身份一样，是神仙，神仙自然是不能有什么缺陷跟阴暗面的。她只在片中展现出唯一的一面，就是她善良、无邪的一面，从这个角度说，这个人物形象实在是太“完美”了。她只是一个洁白无暇的符号，仅此而已。

而作为导演的个人诉求——

1.加入“何仙姑”这一意象也包含着对于提升台湾女性社会地位的希冀。

2.“何仙姑的融入使得神仙之间的活动更加活泼，不再是以整个男仙为主体的单一的、缺乏阴阳和谐的、呆板的活动。”

其次，《无声》其实说到底依然是反传统的，它所努力做到的并非是针对一起社会事件进行纵向上的解剖与分析，而是选择在横向上对于形象各异的一个个受害者被卷入同一事件所做出的不同反应进行了罗列与呈现：

作为对第三种反应的补充解释：纵观历史，在承受着来自社会源源不断的恶意，在绝望的一次次反抗与斗争之中败下阵来，这样的经历将使人陷入疯狂（走向极端）/成为犬儒（玩世不恭）/消极抵抗（自绝或自决）。上述人物形象其实均可在现实中找到对应。

“犬儒不只是在过去饱尝辛酸，犬儒是对未来过早地失去希望。”

我该如何去解释小光、宝弟及主角令人费解的明明是受害者，却成为帮凶的行为呢？只能说：当理想主义的高塔崩塌于现实的滚滚洪流，犬儒的恶堕便是于洪水过后盛开在人性荒原上的恶之花。

不过如果你认为全片只是单纯地去控诉那些施暴者，那你也错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娈童目的明确的教导主任，对于他行为动机的刻画也仅限于此，其他信息一概不知，人物形象虚无缥缈，这些自然令你十分失望。不过我们可以单从小光入手，探讨其行为动机。

“正如Sussan Brownmiller的主张，诱奸/强暴的核心为宰制与控制，男人强暴并非因为他一时失控，相反地，强暴是一种有意的恐吓，目标在于控制，甚至报复。”

我们自然不知道教导主任施暴的行为动机是什么，而小光一方面是为了报复他个人的遭遇，另一方面则是在构建自我。

简单来说，当“自我”崩塌之后，（源于从小接受的暗示与灌输最终被证实与社会现实截然不同/遭遇一些事件从而毁灭对于世界的一贯认知）对于现实和想象之间的落差，主体必须重组“自我认知”，然后强迫自己接受它。

一种方向是上文提到的犬儒，另一种则是爱上这暴力的现实（房思琪、贝贝、小光），它自然是对于业已破碎的认知的一种勉强的拼贴而已。如若无法接受，自然只有接受最后一条出路——死亡。（想想胡波和林奕含的自尽，想想小光的自残）

另一方面，片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可怕的如同传染病一样的东西——“只是在玩”。这个借口显然掩饰了他们真正的想法，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因为作为暴行源头的翁老师对小光所实施的是“房思琪式的屠杀”，是对人心灵与生活的全面占领，同时也是对受害者思想上的强暴。如此，才能解释为何这个借口可以传染上大部分人，使他们的想法产生变化。

小光已经陷入到了失去自我认知的地步。然而，全片几乎没有一处站在翁老师角度进行的书写，就是影片的问题了。

因此《无声》真正的意图在于一边彻底黑暗化‘狼师’、另一边彻底无助化‘女学生’，但却又很不明智地想学《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样，加入自我的建构与摧毁，无意创新又想拿别人的思考成果来充数。

又或许，“贝贝”、“何仙姑”实际上仅仅只是父权社会中，男性凝视所普遍臆想出来，用来规范、固锁女性自我的一种形象罢了。

“Laura Mulvey认为男人是女人的异己他者，女人经常以被动消极的方式，将男人对她的“男性凝视”(male gaze)，视为自我构建的场景，造就了男性文化对女性的困锁机制。”

所以，用“何仙姑”暗示“贝贝”的形象仅仅是第一层，更深一层乃是利用“贝贝”与“何仙姑”这同一主体的两个不同境遇与结局的形象来对台湾父权社会进行双倍力度的嘲讽。

在父权社会眼中，女性就应当是像何仙姑一样，是一种代表着至善至纯的形象，然后你再看看学习何仙姑的贝贝的下场。她的行为和想法是不是让人感觉到了不舒服？导演的目的达到了。

大胆地将神话人物形象套用到主角身上，并以一种“特洛伊木马”般的方式完成了对于台湾当下社会“男性凝视”的一次成功反击。从这一点上来说，柯贞年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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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痛心的是小光在天台上的那句“…我摸了老师”。这些失聪青少年，在所谓听人世界中如无根飘萍般找不到立足点，企图在与自己相类群体中寻求认同。在价值观善恶观性爱观逐渐形成的人生节点，他们依赖的教育却是将施恶变作游戏，将性、爱扭曲成畸形。但电影中仍有我不懂的点: 既然侵犯贝贝不是个例，校园中恶性事件数以百计，男女皆有。那么处于校园中的男生女生都面临着同样的危险，而片中的其他人都像被失声了，仅在指控始作俑者时发挥作用？ 进一步说，如果男女皆是被施恶的对象，那么男女主岂不应该都是被保护对象。看到老师单独接贝贝回家，而留下男主一人，为后边男主惨遭暴凌铺垫，我是一脸？？？ 这部电影更像是一个无解的答案 但我更想看到小光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却吐露出自己也是受害者的残忍事实的无力感，而不是因为小光的苦痛历史而将他对其他人的施恶悉数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