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无明

去看了《一念无明》，一个人包场，在电影院快哭傻了。这个电影差不多集中了抑郁症所能遭遇到的种种困境，来自家人的不理解，以及社会的排斥，对于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苦了，电影里的每个人都苦，余文乐自己，他的父母、弟弟、女友、邻居、朋友，他们互为深渊，生活像环环相扣的死结。关键是，我觉得这种生活其实离我们每个人并不远，余文乐仅仅是因为原生家庭不幸福，有个疯妈才抑郁吗？不是的，他身上的每一片雪花都在压死他，挣脱出来的意志有多强大，向下拉的反作用力就有多可怕，一朝崩塌，重建之路超乎想象的艰难。像黄耀明那首歌唱的，“他们住在高楼，我们淌在洪流，不为日子皱眉头，只为吻你而低头”，剧中的邻居小孩反复念叨的一句话“要读书，才能上流”，这种深入骨髓的“向上”意念已经成为扎进他们头顶的一根针，这种情形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有一种傀儡，被针封住百会穴，因此爆发出强大力量，但抽去这根针以后，他们就失去心智，几乎连一个人都不是了。 关于余文乐为什么得了躁郁症，以及得病之后的遭遇，电影里的种种冲突都很典型，金燕玲演的妈妈，有点类似《教父》的女儿，那种小时候娇生惯养，缺乏生活智慧，后半生一直在走下坡路的女人，她本身是从台湾去香港混娱乐圈的，也演过像《踏血寻梅》里那种大陆来到香港的妈妈，对这条道路的苦楚之处颇能体会，心气高，对生活颇难如意，她成了她老公及儿子的想要逃避的深渊，后来她儿子又成为身边人的深渊，每个人都逃不开，以至于各自要找互助团体寻求内心安宁，只有那个远在美国的小儿子，不无冷酷地要爸爸把哥哥重新送进精神病院，他似乎离得远了一点，但美国的生活自有另一种不易，他也只是无暇他顾吧。 余文乐从小生活在偏心、母亲情绪失常和父亲的缺席中，好不容易长大了，谋得一份好工作，理想的生活就在眼前，跟女友供一套小小的房子，结果一夜之间，肥皂泡破灭，余文乐不堪压力失手杀死了妈妈，被抓后女友愕然发现他还背负着不小的债务，后来她在教会哭诉“我恨他”也成为他再度崩溃的契机，与此同时，曾经的好友不堪压力跳楼自杀，就像他妈妈曾痛骂他拖住自己离开的脚步令自己折堕，此时，这种无边的痛苦与自责又涌上来包住了他，令他无力动弹，除了在床上流泪什么都做不了。 邻居的小孩，暂时还保有着一双纯真的眼睛，还能说《小王子》给他听，但是旁观者大概可以不无心惊地猜测到，这个小孩也许可能就是下一个他，爸爸不知道在哪里，妈妈一个人辛苦抚养，教他一定要好好念书，将来要做“钱生钱的工作”，对普通香港居民来说，他们信奉“有楼万事足”，自己的兴趣爱好全不重要，香港的孩子从小就生长在这种竞争氛围里，听朋友说，一个补习老师的转会费能达到8000万港元。香港的补习老师都像明星一样，楼体悬挂着他们的大幅海报，同样有曾志伟出演的《人间·小团圆》里，他的小舅子古天乐就是一个“补习天王”，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女儿长得不漂亮也能成为他痛苦的来源，因为不漂亮的话，将来的竞争之路至少要艰难一倍。我看得有点咋舌，不漂亮就不配过得好了吗？但在他们的意识里面这好像是蛮正常的一件事，一定要样样领先，否则就等于白活。 这种风气国内也逐渐照搬过来了，到处都是生怕孩子落后的中产阶级父母，他们焦虑万分，计划周详，还有相当大一群一心想让子女上藤校的“推妈”，因为藤校注重体育技能，所以她们花巨资让孩子学习花滑以及冰球，这条路一旦顶上去是几无止境的，因为人人都在跑，你无法说服自己慢下来。 我很难想象在这样的高压环境里呆久了，一个人能挺住不崩溃，香港的抑郁症比例据说已经达到1/20，就是说每2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可能抑郁。大陆也好不到哪去，一边是有人在声嘶力竭地鼓励买房，即使倾家荡产也要买，借遍亲友、认识不认识的人也要买，一边是在各种新政、女性就业压力、经济形势变化下欲哭无泪的普通人们。记得有一阵子香港老有报道说临街的楼上有人洒硫酸，这洒下来的硫酸，大概是无法向任何人宣泄的压抑和愤怒吧。（这种行为是错的，错的，错的！） 曾志伟饰演的爸爸，是个儿子眼中的“混蛋”，早早离家，只付出每个月几千块的生活费，但他也不得已，老婆看不起，自己只会开车，之前也风光过一阵，后来慢慢就不行了，老境凄凉，住着不到十平米的劏房，没有文化，不知道拿躁郁症的儿子怎么办，只会徒劳地说“你不要想了，能不能想些开心的事”“我求你正常点”，但有什么用呢？他或许是在赎罪，但他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受害者，崩溃的时候，把手里的烟盒摔在地上，又捡起来慢慢回家。 《红鳉鱼》里立川谈志说，落语（相当于日本的相声）就是讲逃兵的故事，面对大敌当前的生活，也许人们有选择当逃兵的权利。导演黄进本人的生活大概可以看作是逃兵的一种，并没有去做那些可以拿高薪的工作，而是一直拍独立电影，把镜头对准小人物，一辈子租房住的许鞍华也是如此。廖伟棠就写过香港那些“仙活着“的青年，他们住在很便宜的地方，生活需求极低，但各自折腾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拍片子、策展、写小说，在香港这片土壤上，他们所要承受的来自周围人的不理解还要多一些，但一辈子能有几部作品傍身，不一定比有一所房子要过得差，我是这样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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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无明》不只是讲躁郁症患者和重返社会后的遭遇。这不单是个体的情感困境，它折射出的恰是泛社会的焦虑和惶恐。

这部关于现代病的电影，更像传统香港电影的文艺片套路。没有剥削，不去消费。躁郁症的源头，不是可怜的主人公。他更像被诱发的受害者。躁郁的，是外部社会，是围观朋友，隔壁大妈，还有举起手机的民众。尤其是在婚礼现场和教堂讲演的两场戏，电影相当沉得住气，勾勒出了一个2010s时代的香港城市众生相。

电影故意用表现正常人的做法，把余文乐父子围困在几平米的狭窄空间，如“牢笼”一般的事实囚禁。这个走出监牢以后的逼仄牢笼，正好说明它既是香港底层市民的生活状态，也是主人公压抑心理的具象表现。你在电影里能感受到那种电影情绪与紧张状态：囚禁中的精神病人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敏感、不安、抑郁、躁狂，随时可能原地爆炸。

《一念无明》躁郁症患者，肯定是现实社会的边缘少数人群。但即便如此，它也牵涉到一个家庭伦理的存在，电影借主人公的视角，呈现了香港的社会结构与普遍歧视。当躁郁症发作以后，媒体在做什么，精神科医生怎么办，夹在其中的亲人爱侣又如何是好。如同观众还会留意到香港的住房，社会的养老，还有投奔的教会。本着社会写实的调子，《一念无明》把许多典型的香港问题都放到了一例躁郁症里面，使得电影格局比表面看起来要大很多，没有停留在自怨自艾。

对片中几个演员来说，人物的情绪需要克制。电影成功做出了鲜明的对比度，没有沦为千篇一律的同情或指责。

金燕玲戏份最少，只要演出精神病患的恐慌与压迫，是个真实的诱发者。对于余文乐，他不仅要丧，还要不露痕迹，自然地丧。难怪许多人玩笑说，救了余文乐演艺人生的，不是春娇，更不是彭浩翔，而是这部《一念无明》。他居然连脸部表情的细微变化都做到了，并且还控制住了。这样的惊喜，堪比《树大招风》里林家栋的脱胎换骨，不靠宣泄与爆发，而是收着敛着藏着掖着，令观众更有锥心刺骨的感受。还有老面孔曾志伟，他不是一个病人，但在压迫之下胜似病人。他压抑着情感，怀揣着卑微，以父亲的责任担当，去拥抱自己儿子，同时还是社会的弃儿。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躁郁症的余文乐亦是如此。对生活在香港的千千万万人，同样不容易。

《一念无明》的拍摄，面对了时间、预算还有演员档期的不足（几个演员无片酬参演）。不过电影扎实过硬，镜头特别稳，动起来的街头戏份也潇洒。电影固然以压抑的情绪流为主，但结尾的不放弃不言弃，同样是合情合理。

（文/杨时旸）

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就了这部《一念无明》的，余文乐的精湛演技至少要占一半功劳。他站在那间只够两人错身的小屋里，眼神低垂，每一次面部肌肉微微地抖动，每一次拿着电话即将失控又极度隐忍下来的样子，都会让人忘记这是表演，即便那张脸以及他身后站着的曾志伟都那么让人熟悉，但你仍会觉得，这就像是在香港的某间公屋里随便扔了一台摄像机，偶然记录下了一个片段。

《一念无明》的英文名是Mad World，这更直白，也更残忍，它讲述的就是一个罹患了躁郁症的年轻人从精神病院重返生活的故事。但这显然又无法概括全部，在这个主线故事之外，它泛射出太多的难以名状的况味——绝望的底层市井，港陆夫妻和身份尴尬的孩子，表面体面和内心崩坏的中产阶层，对心灵归宿的奢求和无处不在的无力感……所有这一切都慢慢浮现，通过一两句台词，透过三五处细节，给你展露一角，让你想象冰山。港片没落的巨大叹息声中，这部电影用200万和16天，完成了一次小规模复兴。

患有躁郁症的阿东，从精神病院出院，他只能和父亲一起住在那间囚笼般的屋子里。这个曾经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多年以来独自承受着照顾生病母亲的重担，最终因为自己的疾病和无法忍受的压力误杀了母亲。当他重新进入社会，却发现自己早已是这个世界的敌人和弃儿。阿东和周遭那些角色的设定有趣地成为了一个个对照。他自己被诊断为病人，而周遭的人都是正常人，但实际上，只有他一直以来承担着正常人该做的事，而那些正常人却把所有义务毫无心理负担地甩了出去。

常年离家的父亲，远走他乡的哥哥，和他相比，谁又值得尊敬，谁又令人寒心？但那些人都能在生活里谋得自己的一处角落安歇，只有阿东被正常世界驱逐。而阿东的未婚妻Jenny，一个坚韧又实际的女人，一心盼望着供楼、结婚、生子，但最终却因为阿东突如其来的变故被卷入了大笔的债务和近乎崩溃的压力之中，她寻求解脱的方式是和一群遭际类似的人一起遁入宗教，她声泪俱下，混杂着咒骂和发泄，最终却还念叨着宽恕，你很难说她真的宽恕了谁，但你也不能批判她的心态，那些重压的破坏力，如果不从虚幻中汲取力量，或许会无从抵挡。但是她和努力重返现实的阿东相比，Jenny寄托于虚幻不算是某种症状吗？还有那个阿东曾经的同事，每天担心着裁员和业绩，终于在某一天从恢弘的写字楼上一跃而下。他是这个社会依赖的中坚力量，但难道不是又一个病人？阿东的邻居，妈妈带着儿子在这间逼仄的房子里生活，儿子没有内地户口，妈妈没有香港身份，母亲对未来的希冀和对当下的焦虑都变幻成了对孩子的压力，这个笃信中医的女人给儿子的头顶扎了一根针灸，为了让他能取得好成绩，孩子所有的爱好，却都被剥夺。男孩儿坐在天台上独自念叨着，“你要向上流动啊，你要向上流动啊。”那是妈妈对她说的话，像自我欺骗的咒语和滚动播放的梦呓。

每个人都有自己逃避的次元，父亲和哥哥选择扭头离家，Jenny选择了在胸前一次次比划着十字，前同事选择从高处飞下，妈妈选择把压力转嫁于孩子，相比而言，好像只有阿东愿意承担所有重压、责任和义务，别人都在逃离，只有他认命地一头撞进现实。曾经对于照顾母亲如此，如今，从精神病院回归社会，仍然如此。他想找到一份工作，“像别人一样挤地铁挤公车都没问题啊！”他在电话里喊，但无济于事，因为他的身份标签是病人，而其他人的身份标签是正常人，即便事实上似乎恰巧相反，但人们都更相信标签。他只能自己紧握希望，最濒临崩溃的时候，去超市大口吞下巧克力，分泌那一点点可怜的血清素可以让自己不至于彻底崩塌，但这又成了精神病的证据，所有正常人用手机围绕着他，拍下他吞食巧克力的画面，然后传到网络，进行人肉和嘲讽。你看，这些人多么正常。

《一念无明》其实一直涌动着情绪，不安、焦躁、危险、绝望，但它一直都很节制，即便现实怆然，即便际遇冷寒。阿东的回归社会意外地成为了一种介入，一种关照，他自己是个病人，但其他人又何尝不是呢？

导演确实有点坏，他把余文乐饰演的男主角，放在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人生位置上。

母亲腿脚不好，又情绪躁郁，父亲又从香港跑去大陆，很少回来，弟弟逃跑去了美国，根本不想理家里的烂摊子。

照顾母亲端屎端尿、还要被母亲骂是扑街仔（混蛋），全都都要他一个人来承受。这还不算，他做金融的，借了朋友几百万去炒股，还亏掉了，人家追着他还债。

内忧外患之下的他，失手杀了母亲，虽然法院判定他是精神躁郁症，无罪释放进了精神病院，他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却受到了了“弑母”的自我内心谴责，和周遭人群白眼和偷笑他是“他是青山出来的（青山是香港精神病院所在地，香港口语里说青山出来的，就等于说某人是精神病，类似于广州人说芳村出来的，类似于东北人说四平出来的）”，还有只懂得给你喂药的机械而苍白的精神病治疗系统。

虽然电影中出现了许多和精神病相关的元素，精神病院，精神病药物，精神病家属互助，影片最后也打出了对躁郁症等精神病人应该关切的话，但观影之后的我始终觉得，这部电影讲述的内核其实并不是精神病，而是原生家庭的原罪问题。

导演自己也是矛盾的，他通过余文乐饰演的精神病患者，反观其他人的冷漠和无情，甚至父亲都要枕头底下藏着锤子来防备精神病的儿子，导演似乎想通过这些说明，他或许并不是真的精神病，他是被原生家庭逼得，换了谁遇上那样的家庭，也会被逼疯，这是吃多少药，都治不了的病。

心理学上总会说到一个词：沉没成本。就是那些你在过去和未来都无法改变的成本。比如你遇到一个渣男，你想和他分手，可是想想在一起所花费的时间、精力、金钱，你又舍不得，这就是典型的沉没成本。但是如果你不离开这个渣男，他就会继续祸害你，你的沉没成本会变得更高，所以对于沉没成本，只有一个选择，不惜一切代价，切割。

但是有个问题出现了，假如沉没成本对应的人，是个渣男，还好办，分手就是了。可假如是你的家庭呢，你的父亲母亲，你的儿子呢？

就像片中余文乐的弟弟一样，避走美国，与原生家庭的一切乱七八糟进行了冷酷无情地彻底切割，当父亲走投无路打电话给他时，他只说，多少钱都可以给你，但我绝不会回去。曾志伟饰演的父亲很生气，难道把一切推给别人，就可以了吗？

片中无论是精神病医生，家属，还是片尾的话，都在说，家人的支持对精神病患者最重要，可是对于片中余文乐这个家庭来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家人并没有在支持中让一切变得更好，余文乐因为留下来照顾母亲，而最终躁郁症，父亲因为回来照顾余文乐，也走投无路。似乎唯一没有被原生家庭拖累的，就是那个白眼狼远走美国的弟弟，但他至少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这个家庭，还有一个人，可以正常地生活。

拒绝把母亲送到老人院，精神病院，却让家人一个接一个地在这种根本无法改善的沉没成本中越陷越深，人生尽毁，真的就是人性的光辉和亲情的伟大了吗？

或许未必。

把精神病院、老人院的绝对妖魔化，在明知“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情况下，把照顾老人、病人的重担独自承担，而无法顾全自己的人生，从而让整个家庭失去未来和陷入困顿，并不是一种值得赞许的英雄行为。我不得不说，公众号上教你的“远离原生家庭”的话，是对的。

每个人都有过上正常生活的权力，要更多地放开别人，无论他是病人，还是，你是病人。

又重读毛姆的《面纱》。

书的最后一页，毛姆写道：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心中却感觉到了那种不论发生什么都能快乐地接受的力量。

女主角基蒂最后对她的父亲说：“没有灰心，我还有希望和勇气。”她最后还说，要让自己的女儿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我过的愚蠢、可恨，我不能让她这样。在这之前，其实我一都不喜欢基蒂。年轻时因为长的漂亮而做作，为了面子与沃尔特结婚，婚后出轨。后来，丈夫和母亲都离世，家人并不想和她一起生活。她所依赖的情感线一一断裂。

在她独自一人时，幡然醒悟，又开始充满希望地生活。

小说当然可以如此，然而，现实生活往往不能复制。《面纱》这本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香港，一个近百年来都无比繁华的国际都市，在《面纱》的时代如此，在当代更如此。

我对香港的绝大多数印象，都停留在曾经看过的TVB剧里。剧集里塑造的香港人的生活令人向往，和谐的工作气氛，优渥的居住环境，专业精干的做事风格…..后来，当我亲身去过香港几回后，才发现这一切只是一个片面的假象。

拥挤的街道、逼仄的空间、高压的环境，让这个城市的人，行动变的迅速，表情却变的僵硬。

看电影《一念无明》时，反复在脑中想起《面纱》里描述的香港，想起我想象中的香港以及亲眼看到的香港，还有此影片中表达的香港。这些好坏一同交织混合时，早已分不清真假虚实。影片从头到尾都很压抑、痛苦、沉闷，是一种情绪到了喉咙处的堵塞感，眼泪卡在眼眶打转的不甘和无可奈何。

阿东的妈妈曾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无奈到香港后嫁给了一个货车司机，从此抱怨的人生拉开序幕。丈夫的长年不在家，她身患重疾，只有大儿子阿东在家照顾。妈妈把所有的痛苦怨恨都发泄在阿东身上，造成阿东得上燥郁症，错手杀了母亲。从精神病院出来的阿东，住在爸爸租的十平米不到的夹板房里。

找不到工作、邻居的排挤、女朋友的控诉、好友跳楼。这些让阿东曾经依靠的感情线，一根根再次断裂。阿东一直在母亲死的阴影里走不出来，又在和父亲的相处中充满了恨意，恨父亲当初不管家人。作为父亲，他一样很无奈。当初总是不回家，是想多赚钱，也怕一见到老婆就惹她烦，索性就离她远点。

就这样，阿东的父母、女朋友，这几个人都在互相控诉、互相怨恨，互相放不下他人，又折磨自己。这些痛苦的源头不知从何说起，似乎是家庭的悲剧，一个爱抱怨的母亲和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造成的？或者更多是香港这个城市的环境所逼迫的？

电影的最后，并没有皆大欢喜的结局。全线崩溃的阿东，想要弥补伤害却不知所措的父亲…..这样的安排，无疑是最接近现实生活的情况了。

尽管电影倡导的是希望大家关注这样的人群，给身边的人关爱，对陌生表达善意，但是，香港真的就因此变的热情温馨吗？我想不会的。人与人之间的伤害，可以像大多数影视剧一样抱头痛哭之后，一笑泯恩仇吗？那也是不可能。那些植入在心底里的怨恨和执念，有时候，一辈子也无法释怀。

在小说《面纱》里，一向下笔刻薄的毛姆给了女主角基蒂一个重新生活的结局，让她在伤人伤已之后，知道止损，知道去寻求一条自我平静安宁之道。在也别人给的伤痛之中，找回自己的感情。她不希望女儿过自己的生活，希望她变得自由、独立，不依赖他人。

她承担起了做为一个人一个母亲该有的责任。如果《一念无明》里的母亲，在当初不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怨恨对丈夫的不满，转接到儿子身上，不那无情残酷，一切会不会又是一番结局呢？

片中的父亲有一句台词说：想要做个混蛋很容易，遇到问题撒手不管就行了。可是，什么都能交给别人去做吗？

看这个片的时候，我是矛盾的。我们一直认为亲情就是要不离不弃的相守，成熟之后，我有时候也认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要走，同样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罪要受。放不下过去，放不下怨恨，绑着别人，也困着自己。

面对、接受、放手。对，这其中，我没有说到原谅，原谅无法说说而已，现实生活也没有处处的大团圆，动不动就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只要我们运行在当下的轨道当中，就会生生充满着遗憾和伤痛。

我们所依赖的所有安全的、稳固的感情线，都会断开。这是一种如地球吸力一样不可抵抗的现实，那要怎么办呢？唯有在我们还在正常地生活时，建立自己内心的只属于自己的情感线。

在小说《面纱》里，修道院长对基蒂说：无论是工作中、在享受中，你都无法得到平静。只有在你的灵魂里才能找到平静。全片中所有的人都在自我认为的困难之下选择了某些程度的逃避，唯有阿东承担了所有的责任，最后，病的当然也是他。

小说《面纱》和电影《一念无明》，是两个截然相反的AB面。我之所放在一起说，并不是因为它们同时发生在香港这个牵强的理由。是因为，我在这两个作品里，都看到过怨恨、绝望。同时，也小心翼翼地生出一些期待，盼望着这些受过伤的人，不再去伤害他人，期盼着，被伤害的人，依然在内心有最原本的情感在流动。

生而为人，一切的痛苦，都无法避免，只愿，真情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