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卡拉斯

今年柏林将最高荣誉金熊奖颁给了西班牙导演卡拉·西蒙，延续了自去年来欧洲三大电影节均由女导演统领的强势。不约而同地，这三部女导演作品（《钛》《正发生》《阿尔卡拉斯》）都是从私人视角去展示个体遭遇，由此反映出社会政治等话题，与传统的宏大历史叙事有着泾渭分明的差异，不仅更加细腻聪敏，更打破男性导演主导的电影思维法则，展现出女性对各种类型题材的独特表达。

《阿尔卡拉斯》也不例外。影片讲述了一个以种植果园为生的传统乡村家庭，他们常年耕作的土地要被地主收回，用以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以此适应新的发展，于是，这家人开始了捍卫自己土地的“战斗”。无独有偶地，这部西班牙影片与《隐入尘烟》同时入围了柏林竞赛单元，两者各有千秋，却同样涉及了当今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状况。

有别于《隐入尘烟》将焦点放在一对患难夫妻身上，这部金熊奖影片称得上是一部出色的群像电影。看得出卡拉·西蒙在处女作《九三年夏天》一鸣惊人后的野心，不止步于自传体的孩童成长叙事。她回到熟悉的农村，将镜头再次瞄准了卡泰罗尼亚这片她成长的土地，描摹出一个农村大家庭的生存状态。虽说涉及农民为土地抗争的主题，但这看起来更接近一个家族变迁的故事。老中青三代人在现代化入侵农村的过程中，其家族内部意见不合、出现分化，亲情逐渐疏远。

影片以几个小孩在废弃的车子里玩游戏拉开序幕，正当观众以为这和《九三年夏天》一样，又是一部以孩童视角展开的回忆故事时，接下来的情节便让人看出导演的野心转变。叙事视角在各个家族成员之间跳转，丝毫不显混乱，导演采用手持摄影结合自然光的拍摄，新现实主义的气息扑面而来。镜头流连在夏季的田园风光里，从飘香的果园到孩子玩耍的秘密基地，再到年轻人的夜店舞场，导演并不急于堆砌戏剧化情节冲突，而是极力淡化大限将至前的紧张感，家族矛盾纷争融入到质朴恬然的日常影像：聚会、劳作、丰收庆典。

西蒙再次发挥她对孩童与非职业演员的指导功力，在小演员叽叽喳喳的嬉闹情节中，不时勾起我小时候的回忆。另外，所有演员都是卡泰罗尼亚当地的村民，却展现出浑然天成的演技，令人喜出望外，特别是饰演父亲的演员，一场喝啤酒比赛，另一场不慎将收获的桃子弄翻后的崩溃，其情绪处理堪与好莱坞方法派演员媲美。

尽管核心是一家人为土地抗争，但整部影片完全不是激烈的社会题材。导演将农民与地主、资本家对抗的线索置于在群像叙事的边缘，只留下一场农民示威抗议的纪实式情节；而儿子和女儿偷偷将死野兔丢到地主家门口的报复情节更像是幽默的发泄，反而与散漫的生活情节一脉相连。

从一开始，剧本已暗示这是一场以失败告终的抗争。最终，土地被无情收走，果树被挖掘机摘除；父亲和姑姑、姑丈的意见不合，家族内部出现裂痕。然而，外部环境并没有彻底瓦解这个大家族，从孩子们融洽相处、野蛮生长的情节里娓娓道出。可见，老一辈的矛盾纷争在年轻一代的身上找到了变通的解决方式。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农民的下一代或许有着不确定的未来，但是他们对土地的深情眷恋依然在延续，尤其在年轻人身上，仍能看到不灭的希望。

（文章首发于幕味儿）

2017年，以一部轻巧自然、情节灵动的《九三年夏天》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崭露头角，获得新生代单元最佳首作之后，导演卡拉·西蒙逐渐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这部电影也让她在当届的戈雅奖上收获了八项提名，并最终拿下最佳新人导演、最佳男女配角三个大奖。

时隔五年后，卡拉·西蒙带着她的第二部作品《阿尔卡拉斯》重返柏林，这一次，她不仅入围了主竞赛单元，并一举夺下最高奖金熊奖，这也是继《蜂巢》（马里奥·卡穆斯执导）之后，近三十年来西班牙电影首次在世界三大电影节上斩获最高奖，而她也接力朱利亚·迪库诺（《钛》）、奥黛丽·迪万（《正发生》），完成了一年之内女性导演在三大电影节上的连胜。奖项对于影片的票房助力是显而易见的，该片已经在西班牙全国公映已三个月之久。据西班牙票房网站Taquilla España的公开信息，目前累计票房收入约为212万欧元，成为本年度排名第二的西班牙本土电影。

《九三年夏天》以小女孩Frida的视角展开故事，讲述她失去母亲之后如何逐渐融入舅舅一家、重新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的故事，这是西蒙对自身经历的一次回看与伤痛的抚慰。她成功地通过清新自然的影像以及近乎伪纪录片的形式，刻画出小孩失去至亲的悲伤与思念、融入新的家庭的过程以及她们与成人世界的初步互动。对儿童心理细致入微的洞察、细腻的影像捕捉儿童天真自然的情感流露让这个自传性故事不再深陷在导演回溯个人史的目光中不能自拔，并进一步激起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阿尔卡拉斯》依旧带有卡拉·西蒙的自传色彩，她的叔叔一家就是阿尔卡拉斯的农民，自己也曾在这里度过难忘的暑假时光。但该片的叙事格局不再局限于某一角色，而是流转在每一位家族成员身上，全景描摹三代人的相处与各自的苦恼，展现了孩童眼中的成人世界与真实世界的残酷性，非职业演员整体亮眼的演出、点到为止的戏剧冲突则让影片尽可能地保有了生活气息；主题上，除了继续展现加泰罗尼亚的乡村地区的风光外，也思索家庭与家园的关系、农业发展模式的更迭甚至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遭逢“技术问题”的土地

影片名“阿尔卡拉斯”指的是加泰罗尼亚大区的一个小镇，索莱家族在这里世代耕作，照料着这片土地上的果树。然而今年夏天却是他们最后一次聚在这里迎来桃子的丰收：西班牙内战期间，索莱家族帮助了现任地主的祖父，作为报答，他们得到口头承诺，可以在这里生活、经营农业活动，但这没有任何书面文件可以证实。而现任地主对这片土地有了新的开发计划——他要砍掉桃树，安装太阳能发电板。

这引发了多个层面的困境，微观上看，这种“道义上的背弃”使得索莱家族短暂地失去经济来源，背井离乡；宏观层面上，当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经营得足够久时，那些果树便不再仅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依靠，人与土地之间实则发生了更为深厚、更难割舍的情感联结，离开也意味着他们身份和根基的丧失。

在“失去土地”的背景下，影片的叙事由此被分为两个部分，展现这种情况在家族内部引起的波澜。首先是家中年轻一辈，从在废弃的汽车里玩耍、假装那是宇宙飞船的孩子们，到编排舞蹈、经历各种“成年仪式”的青少年们，他们展现了乡下生活中天真与无忧无虑的一面，以及走向大人世界的迷茫和躁动；

而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大人们”，他们身上更富有严肃色彩，承载了这个故事中更多的社会与政治因素：Quimet和他的姐夫Cisco在反对还是支持这个新企业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而且还导致大家加入了当地的抗议活动，以捍卫该地区的农业传统——农产品的定价不合理，农民们吃了亏，该如何弥补他们？太阳能发电板让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面临威胁，这种变化究竟有没有利于农民的利益？Dolors和Gloria妯娌们之间的相处也受到影响，一家能否如往常一样保持良好的关系？

西蒙并没有将这个家族视为一种标本，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他们如何遭逢时代的变化、冷静解剖其内部的关系，而是将这种道德困境与家族代际紧密联结，具化成每一代/个角色可能遇到的问题，并尽可能地抽离了各种隐喻符号，让大人与小孩之间彼此“观察”。于小孩子，这是天真的童年生活的变化；于青少年们，这事关他们走向成人世界时考虑的职业选择；于成年人来说，他们必须要想办法挽救这个家，却时常无可奈何；放在老一辈身上，他们承载的是内战的痛苦与这段伤疤就此被遗忘的扼腕。

影片的视角在不同的角色之间不断游移变化，凸显一个角色的情绪是如何影响到另一个角色，以点带面地拼凑出生活的变化对这个家族的影响——这就让家族成员之间的情感流动起来，削弱了冷冰冰的外部凝视感。

手持摄影很好地增强了这种情感的流动性，摄影机成为了这个家族的一员，成功地将观众带入到某些成员的视角中，他们之间的交流使观众能够与每个人都可以相处一段时间，继而产生情感的共鸣。尽管影片一开始是通过Iris的视角捕捉到载有太阳能发电板的汽车闯入他们的生活，但并没有局限于儿童视角，使该片再度变成《九三年夏天》一般的孩童回忆录。

Quimet与Cisco因为安装发电板而产生肢体冲突的一场戏，西蒙通过Roger的视角，从对面远远地看着自己的父亲和叔叔扭打在一起，而非近身跟拍他们的姿态。这种旁观既是一种克制——她的意图并不在展现土地被夺走、新的生产方式来临下两个“底层人”互斗的无力；同时也丰富了感情的维度——“在多数情况下，旁观者的情感往往会比身在其中者的情感更为强烈”，西蒙在采访中这样说。的确，看到自己的两位至亲、昔日的手足为了太阳能发电板而大打出手，他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又如何能克制得了自己的愤怒呢？

Quimet是这个父权制仍然十分严重的农村生活中的代表，当新的农作方式来临，他的经验变成空白，为不能守住这片土地而懊悔，却又必须奋力挽回，通过参加游行等活动寻求补救；而Roger同时也是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缩影，当他们逐渐走向成人世界时，迟早要对这个一直萦绕着的问题做出选择：他们到底要不要留下来继续做一个农民？如果留下来，那显然不满足父亲Quimet对自己好好学习、走出去看看的期望；如他们离开，从大的方面来看，这个只有9000来个居民的小镇空心化问题会更加严重。

•选角耗时一年，逼真演技“骗”过柏林评委

影片中的非职业演员的表演是令人难以忽视的亮点。早在《九三年夏天》中，两位丝毫没有表演经验的小姑娘不但能够在镜头前交出自然生动的表演，就连与成年职业演员搭戏也不落下风，就已经凸现了西蒙在调教非职业演员表演和与儿童演员互动方面的能力。

《阿尔卡拉斯》这出群戏的突出之处在于，它不注重强调某位演员或者某些场合下的特定表演来增强张力、凸显矛盾，而是大家作为一个整体，依靠彼此自然互动所产生的化学反应来说服银幕之外的观众：他们是真正的一家人。

实际上，若真要深究，影片中仅有扮演Gloria的演员有过表演经验，她是现实生活中导演的姐姐，也参与了本片的选角工作。除此之外，其他演员都是阿尔卡拉斯当地人，彼此之间没有丝毫的血缘关系。换句话说，他们是为了这部电影才临时组成了“索莱家族”——就连柏林的评审团也是在看到片尾字幕中演员们的不同姓氏之后，才恍然大悟。

这批演员的选择也成为各大媒体追问卡拉·西蒙的焦点。在采访中她表示，在开拍前，她也曾在选用职业演员与非职业演员的考量之间进行选择，但最终还是决定采用当地人，邀请他们直接参演——除了影片要求的加泰罗尼亚语的口音这一因素外，农民们积年累月在日头下劳作的姿态、甚至采摘桃子、跨上拖拉机的姿势都是演不出来的。为此，导演团队在阿尔卡拉斯当地的选角过程就持续了一年之久，几乎这个小镇上约9000名居民见了个遍。饰演Quimet的演员Jordi Pujol是西蒙在当地的一个农民抗议活动中找到的，起初他觉得自己无法胜任角色，一度想要拒绝，但最终还是答应出演。最终，他演活了这个有些固执、保守但深爱这块土地的老爸。

在为角色匹配到合适的人选之后，卡拉·西蒙又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一点一点地帮助演员之间建立起亲近感和熟悉感，拉近他们的距离。她特地在阿拉卡拉斯附近的一个小镇莱里达租了间房，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设计了不同的演员组合，邀请大家到她这里小聚——有时是父亲和儿子，有时是孙女和祖母，有时是兄弟姐妹们……

卡拉·西蒙通常在这些会面之前准备几个钟头，而在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还会即兴来做一些家务、一起做坐饭等等。等到他们真正成为了电影中的角色、能够像一家人一样与对手演员相处时，他们才开始了全剧组的剧本围读——这也是唯一的一次，之后便是场景的排练。而当这一切工作终于结束，离剧组在夏天开工还有三个月的时间时，新冠疫情却在西班牙爆发，为此，整个剧组不得不停工一年，以等待次年夏天重启拍摄。

在对演员的调度方面，西蒙则坦言，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给她带来了很多启示和灵感，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木屐树》，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同样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最主要的还是制作理念——不使用专业演员、重视对人物情感的展现与多样灵活的拍摄方式等等。

卡拉·西蒙在《阿尔卡拉斯》中试图维持一种精妙的平衡，她并没有美化这个道德困境故事的结局：最后全家族对镜头和观众的注视，是背后的桃树一棵棵倒下，荒凉又悲观，这似乎是抛给观众的问题——你认为这样是否合适？但又借助剪辑、摄影维持着情感的流动，不至于使人物的塑造顾此失彼，并处处点到为止，避免刻意放大煽情、落入卖惨的境地。

这种平衡的达成，一方面受益于承袭了她从短片《口红》开始积累的调教儿童演员的经验，和《九三年夏天》中注重情绪流畅、弱化情节编排的风格；另一方面，联合编剧Arnau Vilaró的加入，在剧本层面丰满了对阿尔卡拉斯当地的农村生活和农业现状的展示，增强了影片的现实主义风格。这种平衡也是影片所思考的“人与土地的关系”这一命题的必然要求——只有两方面都兼顾到，才能让这种“离开”更具反思意义：社会制度层面的不断革新如果忽视了其当初的出发点和特殊关切，那么无论再怎么变化，也只能提供一种虚假的泡沫，只会加剧不平等的现状。

本片获得七十二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国内观众喜欢将此片与《隐入尘烟》相比较，的确，两片有一定的共同之处，都是讲土地和农民的故事。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依附着这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生衍繁息，但失去土地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将被彻底改变。还有一点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的摄影技巧都是有一种自然的风格，选用的演员大多也是本色演员，没有过多的演技，但是能够自然流畅地表达他们内心的思想。 然而，两片也有主题思想上极大的不同。此片把主题落在农民与土地主之间的抗争，虽然时代的浪潮不可避免地推动着这片土地上的改变，习惯于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们，不愿就此放弃，而表现出强烈的抗争心态。《隐入尘烟》更多的是表现着主人公的逆来顺受，强烈的忍耐力和吃苦耐劳。在艰苦的客观条件下，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没有立足于对环境的改变。

近五星。在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将土地给予一种超越性的赤诚伦理意志我们已然见到——实体的美之判断力。肯洛奇的行动化影像强调土地（加泰罗尼亚）粗粝的自然建筑视觉，其意识空间的绝对者作用在于武装斗争的相对静默，以此融入背景/面孔的固有秩序，从而注进对于“大地”的观念生成价值（如土地与自由、风吹麦浪等）。

以上铺垫于地域的自主性抒情为故事烘托一层特殊的历史坐标系——后革命境遇的理想挽歌。在开篇对于远景“绿—黄”的凝敛中，主体性痕迹内律如谜，实体的生机/机械自动化展开。儿童作为纯粹生命与废弃汽车的交互关系所直观到的从来是童真的死物，无论废车或死兔，人物与晶体的可感维度构筑活动的前毁灭时序，吊车的出现是第一步侵犯，影片对于庞大人工机器的恶魔化是显而易见的症状性控诉，此在贾樟柯、李睿珺的电影里依旧普遍可见。

自然外景的灰度中性所带来建筑非人的合法，音乐、舞蹈、服饰等可造元素的视/听性悦动与实体的对称性比较发生张力，但这并非叙事的第一推动，“我—物”统一的工具上手性下日常的本真状态驱动着影像虚拟化实体的纯粹向度跟合体式的生命力量冲动。这个意义上讲，《阿尔卡拉斯》依旧是好看的、可爱的，游戏基地以及真实土地—本体虽然几近消逝，却依然是一场美好的守护。

家庭终章，祖父—父亲—儿子三代某种程度的和解象征了各自一定的放手和抛弃。德波的情境主义理论中使人体验日常从而解放日常在影片作为媒介而完成，一种左翼海德格尔的自然主义超越论导向萨特文学—政治的现实介入即社会性斗争，通过对喧嚣的直接表现，情境主义运动萌生。结尾断裂的现成在手模式意味着情境的“跌落”，（包括太阳能的逐渐扩张）挖掘机运作时对土地的破坏具有刚性，因此，在人物呆滞的凝望中，纯原生音效的持续，“灰域时刻”降临。

（巧合的是，有很多我自己作品的特征和理论化评论都可以适用于这部）

注：原文首发于公众号 #半斤八两抡电影#

二零二二年，柏林电影节上，两位农夫“巧遇”了。他们各自在创作者的镜头里亲近着自己所属的土地，他们都赢得了观者的尊重。有趣的是，这两位农夫都像永动机般不知疲倦地耕作，而最终他们都将失去自己所在意的“本分”，那就是，他们与土地的血亲般的关系，以及，他们自己身为农民的身份。

《阿尔卡拉斯》和《隐入尘烟》的作者，分别是生于1986年的加泰罗尼亚人卡拉·西蒙，和生于1983年的甘肃人李睿珺。他们都聚焦在穷尽心血守护自己耕作权力的农民身上，分别以各自的风格去凝视“真实”，表现农民的挣扎和艰辛。之所以用“真实”而非“现实”，是在于，两部影片中的乡村社会生态和它们被呈现的方式迥然不同，而观者很难以“哪个更现实”去衡量。与其说，两位青年导演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去“凝视”两位中年农夫的生活，不如说，创作者在借助两位农夫的生活断面去建构两种世俗神话，在各自的土地上，他们的“命运”充斥着不同的象征符号。

在这一观察角度里，《阿尔卡拉斯》的农夫Quimet以英雄的姿态演绎了一出悲剧；而《隐入尘烟》的农夫马有铁，则以农民的“本分”泣诉出满腔悲情。

被“预言”介入的生活

孩子们的基地，一辆报废在土丘顶的老旧轿车，被钢铁怪兽挥舞着尖牙摧毁。开场的声音，原本是轿车里孩童之间充满攻击性的叫嚣和欢笑，突然间，推土机凭空出现，它的噪音带着压倒性的力量，淹没了人声。

这预言性的动作，粗暴介入了农庄里孩子们的童年生活，充满象征意味的是，早已不堪用的轿车里随处堆放着生活中的旧物，拣起来一件就是玩具。而推土机冰冷枯燥，就只是个残忍的刽子手。老破车被移走，推土机占据了地盘，夸示着某种确然的命令，充满警示和威胁。

同一时间，农庄里的现实空间，面对着生活本身的一家人，正疯狂地翻箱倒柜，他们试图找到能证明自己拥有这片果园土地权的确证——如果找不到文件，他们全家的下场就会跟那辆老破车一样，被驱逐出这片土地。在这场室内戏里，除了惯常的无限接近现实的手持跟拍，卡拉·西蒙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家族的权力介绍——Quimet，果园农庄家族的现任当家，压抑着愤懑埋怨他的父亲——曾经的一家之主，没保存任何文字证据。毫无疑问，他们将失去这片土地。

在影片的开场段落，挖掘机就闯入果园，居高临下，逼视这一家人。至此，预言降临：果园的一家人，将失去家园，除非他们同意推平这片桃林、在土地上安装一排排的太阳能板。这一带有威胁意味的“产业转型”命令，来自于这片土地的产权人，他要挟果园一家人成为他的“新产业”雇员，这其实就是变相的驱逐。

关于果园的权属，Quimet的父亲——曾经的一家之主，怀着隐忍和不平，约略讲出一段往事。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他的父亲曾是果园的佃户，而果园的地主被政府通缉，佃户庇护了地主，使地主一家免于绞刑。为报答救命之恩，果园的地主口头承诺——把这片土地送给了佃户，让他们能依靠这片土地生活下去。口头承诺只是君子协定，空口无凭是世风日下的代名词，当时地主的后人要赶走佃户的后人。如今，只有爷爷还恪守着家族的厚道，每到成熟季都会摘足满满一筐的无花果，送给曾经的东家。

果园的命运，毫无疑问影射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处境，这也被影片采用的加泰罗尼亚语着重强调。《阿尔卡拉斯》并不如她表面上呈现的所谓“生活流”那样简单，她的隐喻在预言介入到加泰罗尼亚人的生活时，就已经确然无疑了。

接下来的日子，推土机逐渐隐去存在感，差点成了孩子们的新玩物。自此，故事再度回归到“生活”本身，家庭成员以自己的个性和烦恼，继续面对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爸爸在夜间狩猎偷吃果子的野兔，抢收成熟的桃子，饱受背痛的折磨……。Quimet的长子Roger很早就展示出在种植方面的天分，试种有机蔬菜，甚至偷偷跟姑父一起开垦了秘密“自留地”种上了有机大麻。他很乐意参加父亲的农事，但是从未得到父亲的认可。Quimet的长女Mariona正面对青春期的焦虑，她得不到家人的关注，一直以来苦练的舞蹈、精心准备的服饰妆容，都化作怨气，在节日庆典上她拒绝上台亮相。全家人中，只有小姑关注Mariona，陪她练舞、帮她打扮。当父亲再次以古板的观念质疑小姑的性取向，Mariona愤然关闭了和父亲之间的门。她对小姑的理解和同情，让她更加疏离自己的父母。

家族的权力核心Quimet，以他决绝的姿态对抗着全家所有人。他雇不起临时帮工，要全家老幼一起抢摘桃子。他禁止爷爷给地主送无花果，杜绝卑躬屈膝的示好。他痛恨太阳能产业，无法原谅妹妹和妹夫另谋生路——暗中成了地主的太阳能公司的雇工。他对妹夫大打出手、忍着要命的背痛也要拆掉牛棚的太阳能板，他甚至禁止小女儿跟妹夫家的孩子一起玩。他烧毁了儿子和妹夫偷种的大麻自留地。他拒绝参加果农们的抗议，对中间商的压价视而不见，他只想保住自己作为果农的生活。

《阿尔卡拉斯》的预言，必须有一位抵抗者去对抗，才能有完整的戏剧性。父亲为了保住果园，逐渐站在了全家人的对立面，原本是对抗命运的英雄，却成了干涉亲人生活的暴君。在这部当代加泰罗尼亚的世俗神话里，父亲为了斗争而斗争，迷失在抵抗本身之中。即便如此，Quimet承担了作者的审视，扔掉了所有的同情，却保有自觉的抵抗。在这个角色获知了预言的时刻，他的抵抗就开始了，无关“本分”、无关仁慈、无关沟通，他拒绝所有的帮助，他眼里只有土地和收成，守护果园就是守护全家。Quimet是捍卫自己耕作权力的孤独英雄。

成为寓言的“生活”

《隐入尘烟》的马有铁，有着教科书般的作为农民的全部美德。他一直给哥哥干活，默认了家庭内部的“合理”剥削。兄嫂用马有铁创造的“剩余价值”给他“找”了个老婆——贵英。在农民的世界里，不能干活就等于“累赘”——贵英因为先天残疾丧失劳动能力，在她所经历的每一重社会环境里，她都从未获得平等的地位，她被编排、被取笑，偶尔被怜悯。

在《隐入尘烟》抽象化的农村“生活”里，与其说贵英是“妻子”，不如说是世俗神话中“命运”降临给马有铁的“试炼”——试他作为丈夫能在多大程度上接纳并尊重妻子？试他作为弟弟能甘愿被兄嫂剥削到什么地步？试他作为村里最被看轻的村民能为村里人的生计献出多少鲜血？试他作为农民能被天气无常耍弄到何等田地？试他作为一个主人对待牲口和其他活物能否“等无差别”？

有铁相对于冷漠的村民、相对于残酷的粮商，他自己就是土地，他的血像土地一样温厚，不停地供养着那些人的生命。有铁更像是母亲，他接纳一切，他是人格化了的“土地”。有铁被创作者以“佛”的标准去审视，他承受着一切，到最后，失去了一切。

相较于《阿尔卡拉斯》的Quimet，在故事的开始就被预言了将要失去土地的命运，《隐入尘烟》的有铁和贵英，并不知道将要降临的命运，他们在故事里持续接受着某种“分配”——来自更强的人或者势力的分配——有人精于算计、有人财大气粗、有人则拿血缘伦常说事儿，有的人结合了算计、土地和村中舆论……甚至家里有台电视机的人都能随意安排有铁和贵英的去留。有铁和贵英，在承受着一切的同时，默认着一切“分配”，并且习惯于给自己找到接受分配的理由。

马有铁和贵英只有脚下的土、血管里的血，和，他们彼此。贵英的死，抽去了有铁合理化现状的前提，他只能喝了那瓶农药——这根本不是抵抗，而是抹去自己的存在。有铁本是尘土，仍归于尘土。有铁死后，老板的儿子再次开车来找，本打算继续吸他的血；有铁的哥哥则顺理成章牵走了有铁养肥的牲口，有铁存在或是不存在，吸血的人都照常吸血。

同为农夫，Quimet在抵抗命运的极点，体现为把自己的意志暴虐地施加在子女身上，他有他自己的家。而有铁连生养子女的可能性都被抽去，他和贵英养的小鸡尽管没有自由意志，却照亮了他们的土坯房，他们仅有的温暖和光亮来自于卑微的生命体以及卑微的人之间依偎出来的热度。

有铁的故事，呈现为一种残酷的“减法”——每当他得到微弱的光亮和温暖，都会被抽走。从孑然一身，到最终归于尘土，有铁的“命运”简单得残酷。

有铁的行为，是单向的给予，他耕作、照料、收割、盖房，他的行为都指向农人的“本分”，更多地表现为象征行为，而不是社会行为。观者根本无从获知马有铁的态度，甚至连他的好恶也无迹可寻。故事里，他只是在尽“本分”：耕种劳作、照顾妻子、救养活物……观者不知道他对兄嫂的情感、也不知道他献血时的感受，也没办法辨析他面对哥哥侵占以他名义申请的福利房时究竟是何态度？因为马有铁只能执行作者赋予他的任务，而压根儿就没以自己的意志活在故事里。以作者对马有铁的尊重和偏爱，这一角色绝非不配有意志，而是丧失了拥有态度、好恶、感受的前提。

有铁的戏剧性来自于整个社会施加给他的“命运”，一种约定俗成的“向来如此”的剥削，他被不停地“夺走”，他没能留下任何痕迹。Quimet活在自己所处的果园、节日庆典、果商仓库和市镇街头，他的猎枪、拖拉机、桃树、甚至大麻烟都是他活在自己社会里的证据。Quimet与妻子、妹妹、妹夫、儿子、父亲、女儿、短工之间发生过的——经济的、家庭的、社会的关系总和，指向了Quimet这一角色的血肉和呼吸——他是活在“真实”之中的农夫，他对抗资本的预言，成了悲剧英雄。而有铁，被抽空了一切，没有任何活过的确证，他的故事已经抽象到只剩符号，他的言行和遭遇，他的悲情，已经成为寓言。

Quimet的悲剧性，在片尾全家目睹推土机来临的一刻就已产生。这份悲剧性源于真正的生活，来自于无力的扔水果抗议行动、来自于家庭成员间理直气壮的相互指责、来自于老年果农们在俱乐部交换的卖地消息……这种社会的复杂性，本身就是农人们无力抵抗资本的真状，而这真状，始终碾压着Quimet的执着。那一刻，直面推土机，他的茫然就是悲剧性本身。

马有铁，他从来不知道命运的必然，他受“向来如此的本分”所驱动，他献血、他劳作、他盖房、他娶妻……马有铁信奉着被施加了的“本分”，他甘愿被榨空，他的“徒劳”成为“淳朴”，化作“本分”的脓水，溶解到旧有的本分中，合而为一。在影片的封闭情境中，创作者始终呵护着马有铁，让他维持着观者的全部同情，而他的归于尘土，只是一种悲情态度。更富有意味的是，影片结尾的“字幕”则抹杀了马有铁的悲情，甚至连这种姿态都不准拥有。

至此，当强加的解释字幕出现时，在寓言式的影片之外，方才有了真正的悲剧性。

2022年的柏林电影节，一位来自加泰罗尼亚的导演用自己的第二部长片拿下了金熊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西班牙导演，《阿尔卡拉斯》用近乎白描式的视听语言呈现了传统农业与现代科技的碰撞，农民与土地的剥离。加泰罗尼亚被称为“艺术的王国”，而导演卡拉西蒙则聚焦于她成长的土地，从果农的视角来传递对土地的热爱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激起了观众们的“乡愁”。

1、 双重矛盾与人物群像的交织

电影开篇便将冲突直接摆在观众面前，索莱家族中最小的三个孩子在“基地”（一辆废旧的汽车）里玩耍时听到噪音，随之而来的便是“基地”被无情地拉走，导演用孩童的视角向我们揭示了真相：这片索莱家族世代种桃为生的土地很快将不再属于自己。影片在最开始就表现了人们生活习惯的颠覆，皮尤尔家族以口头形式给予了索莱家族土地，“老皮尤尔口头保证过，就像他爸爸对我爸爸做的那样。”但是不用签合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小皮尤尔要以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为由收回那本就属于他们的土地。面对这足以改变命运的转折，这个家族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表现。大人们忙着赶在砍伐桃树之前采摘桃子，并努力想把孩子们置身事外。最小的孩子们可能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会受到什么影响。而稍大一些的孩子们则想要帮助家庭，在维持自己正常生活的同时，也无法忽视这件事对自己家庭的改变。

导演与编剧塑造了性格特点鲜明的索莱家族，让观众能在角色众多的条件下记住每一个人，产生深深的共鸣。一家之长奎米特是一位斗士，也是传统的捍卫者，他拒绝与皮尤尔家族和解，拒绝为他们工作，甚至拆掉自己家的太阳能板，组织农民抗议政府价格不公。而奎米特的儿女罗杰和玛丽奥娜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面上，罗杰在果园里偷偷种植大麻，晚上会去酒吧，玛丽奥娜则为了庆典学习流行舞蹈。奎米特的妹妹一家与皮尤尔家族达成了和解，这也导致了两个家庭出现矛盾，奎米特的小女儿艾瑞斯失去了她的两个小伙伴。而这个家族之前的顶梁柱——奎米特的父亲罗格里奥为自己没有签下书面合同后悔不已，却也深感自己的无力。影片生动、不乏幽默地展示了大环境下的群像，原本完整的家庭开始出现裂痕。

这也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上的第二重矛盾，在索莱家族内部因理念、行为出现的矛盾，导演用精彩的调度为每个角色的行为做了注脚。罗杰因为爸爸烧了自己偷偷种的大麻而生气，将水闸打开满灌田野后离家，玛丽奥娜因目睹父亲与亲人吵架而在庆典上没有好脸色，以至于不愿登台表演。但当一切喧嚣过去，当奎米特卸下他故作坚强的外壳，掩面痛哭之时，他们明白家人不该成为敌人。到最后，一家人重归于好，却也只能惋惜与不甘地看着拖拉机在这原本宁静的土地上疯狂地吼叫。使用非专业的素人演员最大程度地表现了农民真实的状态，也带给我们最震撼的心灵冲击。影片中，老罗德里格在深夜里独自行走在这片一家人劳动的土地上，望向前方不经意的一笑或许是演员真实的感受，他会永远怀念这片土地、那些日子。

2、 聚焦土地与农民面临的困境

在柏林电影节上，《阿尔卡拉斯》击败了在中国创造了票房奇迹却也饱受争议的《隐入尘烟》，两部影片在内容和主题上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两部作品主人公都是农民，都以农村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同时都体现了农民面对当下生活遇到的困难。在关怀底层农民的同时，《阿尔卡拉斯》没有像《隐入尘烟》那样让马有铁始终处于逆来顺受的无力中，而是刻画了奎米特的抗争形象，尽管最后也是徒劳。从人物形象上来看，《阿尔卡拉斯》的人物塑造也更加鲜活，带给人更多共鸣。有趣的是，如果说《隐入尘烟》是用马有铁的命运给我们打上一针强心剂，呼吁我们关注底层农民的生活并改变它，那么《阿尔卡拉斯》则是表现了一种让人无奈的现状——许多人正在离开他们的土地。

阿尔卡拉斯是一座拥有古老历史的小镇，名字源于阿拉伯语al-karas，意为“樱桃树”，它是加泰罗尼亚地区农业和畜牧业最多的城镇之一。导演用最干净、质朴的镜头向我们展示了它最原汁原味的农村风貌，随风扬起的不起眼的沙土，密密麻麻摇摆着的果树，砖与瓦支撑起来的房屋……杂草、土堆、果园、小溪，他们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却也因此无比真实。随着太阳能板的入侵，这种情况似乎维持不了多久了。现代社会的发展给传统农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不仅占用了土地，形成垄断价格，还从内部瓦解了农民劳作的积极性。影片中小皮尤尔提到，照看太阳能板比种植桃树挣得要多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奎米特的妹妹一家选择合作。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原本是民工的索莱家族帮助地主皮尤尔家族躲了起来，于是皮尤尔家族口头承诺把这些土地赠予他们进行耕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本应一直遵守下去的承诺被打破了，卡拉西蒙在影片中也含蓄地表达了这种农业时代人情关系的消逝。

3、 对传统电影行业的现实影射

与农民和农业面临现代化的冲击相对应的，这种冲突矛盾存在于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阿尔卡拉斯》所影射的现代生活无法避免的新旧冲突。在今天看似繁荣的电影市场背后，是传统电影行业的式微。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健听女孩》拿下了最佳影片奖，为流媒体发行影片首创记录，而早在2020年，网飞出品的《爱尔兰人》就已领跑奥斯卡提名，只可惜没有获奖。流媒体平台和短视频的快速崛起，对传统电影行业造成了不小的威胁，而疫情的突如其来更是雪上加霜。去年的柏林电影节就因为疫情改成了分阶段举行，而今年的举办更是顶着德国日增10万病例的巨大压力。正如同电影中面临人生巨大转折的索莱家族一样，没有人能事先预料。在这势不可挡的潮流中，许多导演与电影制片厂都选择了妥协，拥抱流媒体，也有克里斯托弗诺兰这样的斗士坚持在电影院上映自己的电影，但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还是可以吸引观众。然而更多的是我们看不到的许许多多的电影人像索莱家族一样，在沉默与无奈中失去了他们所热爱的土地。

或许传统电影行业还没有到“生死存亡”之时，但在疫情期间人们的观影习惯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电影行业也站在了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全球票房的衰退与电影院数量的下降已经能说明一些问题。不同于影片中在罗德里格未签下合同时似乎就注定了的结局，流媒体与传统电影行业正在探寻一条融合发展、双赢的道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博弈也不一定是零和博弈，我们需要的不是传统的捍卫者，而是新与旧的破壁人，有时需要做出巨大的牺牲，但发展总是伴随着阵痛。在桃树一棵棵倒下之时，也许新的希望正在悄悄生根发芽。

4、 结语

柏林电影节以关注政治和社会现实而闻名，近年来的金熊奖也都颁发给了具有一定社会性议题的电影，《阿尔卡拉斯》作为一部出现在人类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的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影片，它的获奖也很符合金熊奖一贯以来的风格。卡拉西蒙在《九三年之夏》后再度将目光聚焦于自己的故乡，但是用了一种更宏大的格局。她用打磨到几乎臻于完美的剧本和对人物性格细致的刻画给观众带来了润物无声般的情感冲击。我们时刻都在经历生活中的挣扎，“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阿尔卡拉斯》便是一曲田园生活的悲壮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