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伊斯坦布尔

《相遇伊斯坦布尔》被称为土耳其版《我们这一天》，是近期的一匹黑马冷门佳作。主要讲述的是几个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关于女性困境、阶层差异、原生家庭、宗教信仰和职业等。

剧集很有深度，整个故事虽然平淡，但不无趣。

故事发生在伊斯坦布尔，这个文化多元的城市。

有人信奉宗教，每日向真主祷告；也有人崇尚文明，穿梭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这也因此衍生出两类女人：戴头巾的与不戴头巾的。

头巾，是中东地区女人间常见的一种饰品。

从最早穆S林对女性身体部位的遮掩束缚、到后来随着社会开化，戴头巾已然变成了一种自愿性行为。

但所谓的自愿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这背后反映的个人意识、社会共识和信仰驯化使得女性们根本没得选。

在这个略显畸形的社会里，玛利亚与佩里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

玛利亚，被宗教主义驯化的典型代表，就连名字也借用了宗教人物。

她心甘情愿带头巾，信奉真主，崇拜智者。

鄙视随便在男人家过夜的女人，认为这是可耻、不检点，违背伦常的行径。

佩里，崇尚文明的无神论代表，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心理医生。

每日衣着光鲜，出入高楼大厦，从不佩戴头巾，更不能理解那些戴头巾的女人。

在佩里看来，这些女人们明明这么美，为什么非要戴上多余的头巾？

两个乍看上去永远不会有交际的人恰恰碰到了一起。

佩里是玛利亚的心理医生。

在彼此接触后，她们渐渐发现两人虽身份地位悬殊，但却拥有同样的苦楚。

玛利亚身处一个压抑的家庭之中，哥哥做生意破产，嫂子患上重度抑郁，另有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需要照顾。

白天，玛利亚去富人老板家做保姆，看着老板家出入不同的女人；

晚上，玛利亚面对的是动不动就发脾气的哥哥与总是想着自杀的嫂子。

这种混乱沉闷，令人窒息的生活使得玛利亚心里出现问题，开始间断性的昏厥。

为此，她找到了佩里进行心理咨询，可即便是心理咨询，她也会因没有向智者交代此事而不断谴责自己，偶然在心理医生感染下蹦出的脏话也会立刻收回。

对待爱情她也只是被动接受，选择等待，不敢也不允许大声地表达出来。

佩里亦是如此，纵使职业光鲜，可身为心理医生的她却也需要其他心理医生进行心理咨询。

她害怕亲密关系，不愿接受他人闯进自己的生活，但夜半时分又会感觉孤单。

这不正像现代都市生活的你我吗？渴望爱与被爱，却又恐惧亲密关系的建立，担心失望，害怕麻烦，种种因素促使我们成为一个缺爱、孤单的人。

玛利亚是单纯的，纵使处于传统宗教家庭，但心思纯朴，会喜气洋洋做肉沫点心送给素食主义的佩里，也会津津乐道讲述自己对咖啡机的偏好。

可这样的玛利亚却让佩里慌了神，她突然无法专业对待这个病人，违背保密约定，将玛利亚给自己讲述的一切又告诉了自己的心理医生。

毫无疑问，戴头巾的玛利亚戳中了不戴头巾的佩里心中最脆弱的点，玛利亚病了，佩里也是。

而游离于她们之外，又横跨在她们之间的那一个人，就是谷碧琳。

谷碧琳是佩里的挚友，也是她的心理医生。

同时，还是玛丽亚口中老板带回家的女人。

同样是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着高学历，高薪资的精英人士谷碧琳也是不信宗教的一类人。

但她却来自一个传统的「库尔德家庭」，之所以努力读书，就是想以此逃离原生家庭改变命运。

谷碧琳的家人信奉宗教，保守封建，视一切不尊重真主的行为作眼中钉。

家中小弟患有怪症，谷碧琳认为应该送去医院接受现代科技医治，可大姐却认为祈祷与偏方才有良效，在小弟发病时想用唱歌企图缓解。

意见不和的姐妹俩扭打作一团，一家之主父亲却只是在旁默默叹气。

原生家庭给谷碧琳造成的影响是无法磨灭的，它在无形中塑造了她两极化的性格。

一面是体面的心理医生，一面是辗转于各个男人之间的小野猫。

明明每一次都说着不留宿，可还是挨不住男方的要求，第二天醒来在对方床上。

除此之外，还有玛利亚的抑郁症嫂子，因童年被凌辱的经历让她无法直视自己，敏感多疑又得不到丈夫理解的她病情愈发严重；

智者的乖乖女儿其实是个蕾丝边，常常躲在屋里听着外文劲嗨音乐热舞，却不敢袒露性向……

戴头巾的女人、被性侵的女人、隐瞒性取向女人、独立自主孤身一人的女人、阶级跃升却逃离不了原生家庭的女人…这才是真正的大女主剧。

当然，《相遇伊斯坦布尔》也不仅仅只是一部关注女性的剧集。

例如坚强又脆弱的玛利亚哥哥；

教导众人，却因妻子离世而沉浸悲痛无法自拔的智者；

身边女伴一直更换，却得不到片刻心灵宁静的富豪老板等。

剧中每个人的人物形象都饱满且立体，细腻的拍摄手法与电影质感的画面令人不得不赞一句神剧。

更难得的是，《相遇伊斯坦布尔》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只是客观讲述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女性的困境和挣扎。正是这份真实，让我们从中或多或少可以找到自己身上的影子，所以才更容易共情。

太好看了！怎么一个男性导演能拍出这么好的女性群像啊？想想我国的即使是女性导演，也就拍出《我的姐姐》这种垃圾电影。

这部剧里演员演得好自然，太好了！真实得我觉得像看纪录片。

每一帧画面都好完美，领略到镜头语言的魅力了，还有构图，取景的颜色，都太好看了！印象很深刻是每次转场，镜头拍像市里大楼，到边缘的破落的房子，再聚焦到某扇窗户，镜头继续推进，是要讲述的角色。

或者强奸犯出现在山尖，一个大远景，突然推进，他的样子猛地撞入眼帘。

故事线1的角色看向钟表，镜头切钟表，再来就转场到主线2角色身上。还有故事线123的角色都在看电视，也能做到讲述的巧妙切换。

以及还有个很深的感悟是，女性群像应该是囊括了各个阶级、职业、年龄段的女性故事；而不像国内现在电视剧，所谓的大女主剧本，女主是个虚构朝代的女帝、女将军，后宫之后…然后讲她所谓“精彩跌宕”的一生，简单来说就是和男一男二男三谈恋爱

又或者讲到中年女性，国内剧本就会围绕孩子、婆媳、妯娌，比如现在的什么《小舍得》。

真他爹腻了！

每次有机会出门旅行，总想着去一些相对游客少的地方，用我家人的话就是哪里危险往哪里跑，每次去也总想追求特别一点的旅程，所以也不是没有过回头看吓出冷汗的时刻，好在一直还算有点运气，也算出门长一点见识，然后都有惊无险地平安回家，直到在西双版纳跟小仙女聊天，她用一种几乎是调侃地语气聊到前些年去西北搭车差点被guai卖的经历，觉得原来心大的不止我一个。

独自一人时，我也经常自问，为什么上瘾一样总想往外跑？除了短暂逃避，治愈一些平庸生活的精神消耗，还在寻找些什么呢？出门之前，其实我并没有一个目的，回来以后，回头看行程很赶的旅行也总感觉不真实，像隔着一层雾一样的梦幻感，但慢慢地，我发现在面对一些事时，自己不一样了，我不再是过去那个坐井观天的土鳖了，例如看这部《相遇伊斯坦布尔》。

如果我没有去过文化相似的喀什，没读过刘亮程的《在新疆》、《一个人的村庄》、《凿空》这些描述南疆生活的书，或者保罗·索鲁的《火车大巴扎》，我不会理解这些MSL，如果非要寻一个源头，不过是心血来潮去新疆旅行，回来意犹未尽去看了一点点书，最重要是，遇上在路上的各种人，如彼得潘、如大树、如小仙女、大宇、如面包车姑娘，我从未想过跟自己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龄或者更年轻的人竟然能够能够孤勇成这样，为了追求理想中的生活，能够舍弃那么多。

如果没有见过这些风景，没有读过这些书，没有遇见这些人，我还会是那个无知无惧的土鳖，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大放厥词，怼天对地，看谁都不顺眼。

当我只是出门看了看世界的千万分之一，去见了几个不一样的人，了解一些不一样的知识，到了这样的时刻，我发现，很多时候不太敢输出，因为我自己对此时此刻的观点都不确定，毕竟太多次回头看旧文是不忍直视的，甚至完全站在当初立场的对立面，但，还是想记录下我进化过程中的一些粗浅见解，或许明天，同样一部剧，一件事或者一个人，我又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往好处想，起码还没有过上一眼到头的人生，整个人虽然进步缓慢，起码思想还是流动的。

如果三年前，我看到这样一部电影，对剧中戴头巾的女性角色，我可能是可怜，甚至是隐隐有点鄙视的态度，觉得她们怎么能够愚昧成这样。现在因为去过新疆，到了跟剧中相似的文化环境中，剧中的玛丽亚，悲伤的露希耶，身为智者女儿的哈露妮莎，甚至强势的古蓝，都令我想起在喀什认识的古丽，想起来我们在民宿天台看着远处的高瓦民居，分享彼此就学、生活、家庭的时刻，想起她扯拉面的样子，想起来她悄悄把我晒在天台的内衣挪到靠里的一面，微笑地告诉我，

“这样不好，邻居会看见。”

我不禁想起来，土鳖时期我对MSL的看法，虽然不够zhengzhi正确，相信看过微博评论的都能了解，大部分内陆生活的人对他们还是不同程度存在太多傲慢和偏见，因为我们就如同剧中的佩里、希南、谷碧琳一样，虽然我们过着所谓更文明、更先进、更科学的生活，但我们内心是飘忽的，我们理解不了拥有信仰的人他们的脑回路，如果一直生活在自己圈层的茧房，十分有可能选择简单粗暴的嘲笑或者鄙视，又因为同圈层的所谓共鸣，又获得一些抱团取暖的支持。

如果是以前，我肯定一味赞美谷碧琳的人间清醒，特别是女演员梅丽莎，对于感情拿得起放得下的态度，实在是太符合现在的女权审美了，甚至是现在，我都很难不去喜欢这个人物，实在是一个很勇敢、没负担的自由灵魂呢！吐槽自己拍的都是烂剧三观正，关注收视率事业心强，感情方面理智洒脱拎得清，感觉是几乎毫无弱点的一种强大的活法，但哪怕大部分男人都是大猪蹄子，不值得浪费感情，那真爱真的就不值一文吗？甚至像梅丽莎这样，看似阅男无数说翻篇就翻篇，那真的作为人类情感重要组成部分的爱情，真的只是一场为了繁衍而生的障眼法吗？

而国外长大、满脑袋自由思想的佩里，依靠个人奋斗完成阶层上升的谷碧琳和梅丽莎，再到迷茫中的哈露妮莎和玛丽亚，崩溃了的露希耶和执迷不悟的古蓝，几乎是一种金字塔结构，看似处于进化顶端的佩里、谷碧琳、梅丽莎应该更强大，也更容易幸福。而事实上，都各有烦恼，不同角度的迷茫，甚至短暂崩溃迷失。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甚至是一个minzu，我们都不可能完全否定来处，不管未来，只是贪图于眼前的享乐，或者只是活着。

当你去见过一些世界，读过一点点书，去更多地观察不同的活法，你会对所有人多一点敬畏，你没有权利去否定，甚至嘲笑，也没有任何一种生活，哪怕它是苦难甚至绝望的，你也没有任何资格去想当然否定它的存在意义，这毕竟是作为那个人，哪怕是那么一个只有眼泪和苦难的人生，它也是独一无二，是他（她）珍贵的选择。

而我们作为同类，作为自以为占有太多物质，拥有所谓强大进步知识的同类，你就确定你就无懈可击，过上所谓完美人生吗?去翻翻故纸堆吧，你会找到同类，在那个可笑、灰暗的角落里，他也曾经如此傲慢又同样愚蠢。

（本文首发幕味儿微信公众号）“她蒙住的只是她的头发，而你却蒙住了你的心。”不脱离人的现实存在而谈女性，对女性的欲望与挣扎做实实在在的描绘。因为诚恳，所以感人。

《相遇伊斯坦布尔》奉献了2020年最好的女性群像：给人做钟点工的虔诚穆斯林Meryem（她的名字即来自圣母之名）；Meryem的嫂子，罹患抑郁症而几次自杀的Ruhiye；Meryem的心理咨询师、出身优渥的独身中产女性Peri；Peri的朋友兼心理咨询师（是的，讽刺的是，心理咨询师也需要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出身库尔德家庭但无信仰的另一位独身中产女性Gülbin，等等。

这简短的介绍已隐约可见分裂、冲突之处：传统与现代之争，信仰与世俗之争，贫穷和富有的阶级对立，心理咨询师所代表的科学和阿訇所代表的宗教慰藉之争，等等。

而《相遇伊斯坦布尔》的可贵之处在于，各种声音在这短短8集中里都有一席之地，绝不偏狭——

出身于世俗家庭的高知女性Peri无法理解戴头巾的Meryem，她感到愤怒：她那么美，为什么她却戴着头巾？借Peri之口，导演似乎说出土耳其近年来的一种变化趋势：戴头巾的人越来越多。而这让Peri感到她成为了相对的异类，正像水族箱里的鱼，供人观看。

专业素养帮助她冷静地倾听Meryem的讲述，却不断需要通过向Gülbin倾诉她们的咨询内容（而这本该是绝对保密的）来排解。最终，在Meryem不断的来访和讲述里，Peri“破防”了。她哭花了眼影，大喊：我受够了一个人醒来，受够了健康饮食、坚持锻炼来延缓衰老。显然，问题不在于健康饮食和坚持锻炼，而在于这样“现代”的、“科学”的甚至流行的生活方式并不能给她的生命带来意义。

这一痛苦由Gülbin一句话点明：“她（Meryem）蒙住的只是她的头发，而你却蒙住了你的心”。Meryem是天真懵懂的，可能也没接受过良好教育，但她总能自得其乐。她兴致勃勃地炒肉沫做蛋糕送给只吃素食的Peri。她津津乐道地讲她对咖啡机的偏好。她似乎对做钟点工的那位男性有些情意，却不因遥不可及而神伤。仿佛只要哥哥嫂嫂侄儿幸福，她就也心满意足，充满感激。本剧结束在她收到戒指的那一刻，仿佛在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活会给出答案。

但本剧并不倡导盲信。

相反，本剧同样以Gülbin 家庭的遭遇探讨了宗教中经典的神正论问题：如果存在神，为何神对于人们现世遭受的苦难和不幸无动于衷？Gülbin无信仰，而她的妹妹却戴着头巾。Gülbin主张用科学给弟弟治病，妹妹却半信半疑。在激烈的冲突中，Gülbin哭喊，如果有神，为何“即使容貌和名字有所改变，不幸却在延续”？如果有神，难道正是“真主让我们这样互相厌恶”？

在第一集里，阿訇告诉Meryem，有一种生活就像假花，做得十分逼真，还带着露珠，但依然是虚假的；而真实的生活就像真实的花，是无与伦比的。但是，我们要问，这“真假”之别的标准何在？这种标准是否也是一种生产？即使我们接受这样一种教诲，于我们的生活又有何意义？——

在本剧里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真诚地、用力地生活，我们不能说任何一个人在追求一种“虚假”的生活。但无奈的是，每个人也都深陷自己的苦海之中——阿訇虔诚多年，却在受困时，连个帮手都没有，深陷妻子去世的痛苦之中。阿訇的女儿隐藏了自己的同性取向，整日在头巾之外戴着耳机，用音乐把自己与世界隔开，会在父母出门后，放西方流行乐纵情跳舞。Meryem的嫂子Ruhiye因为童年时被性侵的遭遇而郁郁寡欢，却在性侵者跪倒在自己面前请求她结束他生命时，一言不发地离开。

每个人都深陷于自己的苦海还有另一重含义，即沟通是艰难而无果的。Ruhiye的丈夫只会用拳头为妻子复仇，却无法理解妻子的抑郁。他无法自制地对妻子和妹妹大吼大叫，事后又在阿訇面前忏悔自己的恶念。

Gülbin有一个英俊而富有的情人，只是两人都丧失了爱的能力。他一次又一次地问道Gülbin是否要过夜，答案都是否，于是只能独自在沙发上睡觉。这种约会（dating）而不排他（exclusive）的关系，正是当代西方世界最流行的关系。但这种自由的联结，相比与宗教相连的婚姻的契约和承诺，是否真能让我们更加幸福？

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土耳其社会独有的。相反，不只笔者极感熟悉和共情，imdb上的几个靠前评论也都提到“我是加拿大人/美国人/……但我共鸣了……”在表层的社会矛盾之下，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的困境——

觅渡，觅渡，渡何处？在这琐碎的、潦草的痛苦中，死亡是唯一的常数。“时间消逝，在你理解它的意义前就消逝了。”于是我们看到，作为神的代理人的阿訇（字幕翻译为“智者”）反而是苍老脆弱的老人，反而需要不断逃离。

而Meryem这样平凡、卑微、未“悟道”的人，却成为Peri生活转折点和启示者，而Ruhiye这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却斩钉截铁带着儿子离家出走，回归故乡，回归过去，直面自己抑郁的根源，在自救后拯救了整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她们的力量也是女性的力量。

这种力量甚至与宗教和科学无关（Meryem的问题很难说是被宗教或心理咨询改善的），而是作为人出于本能与他人建立联系而爆发出的。

本剧耐心地描摹了这些联系，这些沟通的时刻，尽管它们在那个当下显得无力：Meryem向Peri絮絮叨叨着各种琐事，Peri向Gülbin絮絮叨叨着咨询的细节，这些时刻镜头往往定格在聆听者的面部特写，还带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缓慢。

这些时刻，具体倾诉的内容不再重要，“有人在听”这件事才是最要紧的。而精英女性Peri从钟点工Meryem那里学习到的，也正是一种看似平庸的“生活智慧”——走出自己的孤岛，打开自己，向外伸展。正如本剧中借两人之口两次点出的那样：被压抑的情感将如同水流寻找石头的缝隙般寻找生命的缝隙。因此沟通和释放将成为唯一可能的救赎。在重重割裂（宗教的、阶级的、性别的、族群的……这些本剧都或明或暗地点出过）中，人们必须跨过隔阂，人们将不得不跨过隔阂。这种跨越究竟有多大效果，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们必须首先跨越。

于是，在本剧的结尾，我们并没有看到“成长”电影里经典的“与过去挥手作别”的象征性时刻，Meryem依然戴着头巾，阿訇的女儿也依然戴着头巾，但她们显然更有力量地进入了新的征程。她们是失声的（Ruhiye几乎不说话，每当说话也会被丈夫大吼；而阿訇之女，泪水是她唯一的表达），孤独的，孤立无援的，却也是自由的、自省的、自助的。

她们丰富的情感在沉默中流过8集，终于倾泻而下。当坐在离家大巴上的阿訇之女含笑望向邻座，镜头缓缓揭露出那是她的同性恋人时，我几乎高兴到尖叫。导演显然是慈悲的，他在真诚地描绘了如此深沉的矛盾、冲突和痛苦后，依然把希望留在未来。

在剧情之外，本剧在美学上的把控也令人心醉神迷。那油画般的构图和色调，那无声却惊心动魄的面部特写，那缓慢而举重若轻的推镜，那仿佛上帝之窥的空镜，都让人想到土耳其最为我们熟知的电影大师锡兰。

这些镜头对人物有一种虔诚的敬意。在这样的敬意中，女性角色的法令纹、雀斑和哭红的鼻头，都染上了神性。而她们的痛苦和挣扎，都显得如此高贵。本剧给人的美感，大概正是“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姐姐Gülan和妹妹Gülbin

来自土耳其东部塔特万的一个普通库尔德家庭的两姐妹Gülan和Gülbin演绎了剧中最激烈、最直接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

受过良好教育、职业是心理医生的妹妹Gülbin非常世俗化，未婚的她喜欢健身、游泳，也常与男子约会。一开始观众，包括剧中角色另一位心理医生Peri，也是她的病人，以为她也是出身于世俗、西化、富裕且注重教育的中产家庭。她的库尔德人身份，是通过姐姐的出场揭开。在姐妹争吵时，姐姐跟她说：“你去找你那些在山上的没宗教信仰的朋友们吧！”可以确定Gülbin是亲库尔德左翼政党HDP的支持者。HDP（人民民主党）关注性别平等和少数群体权利，常被政府支持者以其跟PKK库尔德工人党等被土耳其政府视为的恐怖组织的关系，也被扣上支持恐怖主义的帽子。

没有怎么接受过教育的姐姐Gülan，笃信宗教、保守、暴躁、霸道，有个有钱且听话的老公（类似国内那种教育水平不高但挣到些钱的小老板），她是支持现政府的，很有可能是执政党AKP（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甚至是其他保守、伊斯兰主义甚至是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党HÜDA PAR或MHP的支持者。她老公，也很有可能是靠执政近20年的AKP的裙带关系发家。

在当今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之间，主要分成支持执政党AKP和支持反对党HDP的两派，而占土耳其人口15%至20%的库尔德人，往往在选举结果上起着关键作用。

妹妹提到的35年前的遭遇，指代了自1984年开始的库尔德工人党和土耳其政府之间的正面交火和冲突中造成的一系列伤亡。据统计到2000年已造成约三万人死亡，两百万库尔德人被迫离开他们的村庄。土耳其现政府依然对左翼库尔德人士进行打压，包括将曾参选总统的HDP前党首Selahattin Demirtaş以“支持恐怖主义”的罪名监禁，以及逐步、大量撤换通过地方选举上任的HDP市长，对库尔德人的集会也进行更严厉的把控。

不过姐姐Gülan的库尔德语比妹妹Gülbin的好，就像库尔德语言学家Zana Farqînî向受过良好教育的库尔德人发出的抗议：“现在库尔德语是扛在没受过教育的库尔德人的肩上。这一问题出在世代之间的语言丢失。受过教育的库尔德人要知道光凭给孩子起库尔德语名字是没法拯救这一语言的。”

（部分译自记者Maaz İbrahimoğlu发表在《独立报》土耳其语版上的评论。）

另可查看本剧的一些细节（有情节透露）。

看相遇在伊斯坦布尔，中途无数次窒息到双目刺痛，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靠窗抽烟的露希耶是我，面对老公暴怒发疯，只能静静嚎叫，不断拿头撞车窗玻璃。当被灵魂出轨的男人在床上狂躁逼问：你去哪里了！我在跟你说话你的心到底在哪！后，只能流泪躺在灯光下哽咽——我在这里，你在哪里？一直用亢奋来掩饰恐惧的玛丽亚是我，面对强硬不由辩解的哥哥，每时每刻都在不断重复对不起，对不起。当满怀焦虑和疑惑地去向阿訇告解时，面对虚无如假花上的露珠般的宗教抚慰，把真相埂在喉头，只能不住机械地呢喃着，谢谢你，谢谢你。接受西式教育长大的咨询师佩里是我，每根头发都梳得一丝不苟，坐在现代文明的精神病医生科室里，全身绷紧像一支裸露的钢钳，在自己的国家活得像个异乡人，面对满大街戴头巾的女人，痛苦愤怒到不能自抑，只好尖叫，为什么，为什么！每晚在性瘾成癖的炮友身边睁眼到天明的谷碧琳是我，当跟信仰冲突的姐姐谷蓝激烈地扭成一团，面对来自最亲爱的人的殴打和强烈恨意，整张脸抽噎到青筋直爆，却只好跪在地上嘶哑着一遍遍问，为什么你还要相信，相信该死的真主！这些才是真正的我，活在被性侵噩梦里的游魂，足够的机敏饶舌但面对父权的暴力时仍然会恐惧到失声，明明受过高等教育了解一切关于原谅的智慧，但内心深处永远烧灼着愤怒。这些才是真正的我！无论是藏在头巾里，还是套在制服里，同样地，都同样地锁在无声命运里。她们都是我，她们说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