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专家

最近在看韩国经济学家 张夏成的著作《韩国式资本主义》，当中很多韩国特有的经济现象与《国家破产之日》情节是相互呼应的，比如非正式雇佣。我觉得可以把《国家破产之日》当成是《韩国式资本主义》的前传来看。下面，就来分享一下后传吧。即国家破产之后，韩国的经济发展如何？到今天形成了什么样的现状。所有内容均节选于《韩国式资本主义》。

*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外汇危机后，同样面临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问题。然而，韩国在克服了外汇危机之后，1999年至2012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8%，刷新了OECD国家的最高纪录，为其两倍之多。当时OECD国家平均增长率仅为2.0%。

*OECD国家中，韩国是全职正式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不平等水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1年韩国的工资收入水平最顶端10%的收入为最底端后10%的收入的4.8倍，收入差距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三。另外，低于中间工资收入水平2/3的低收入人群占全部劳动者得25.2%，这一比例与美国相当，在OECD国家中比例最高，且该比例在2000年以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1997外汇危机爆发之后，中产阶层急剧缩小。2000-2010年，韩国的中间收入层减少5.8%，这意味着中产阶层比例减少11%。在减少的中间收入阶层中，62%下降为低收入阶层，38%上升为高收入阶层。在韩国如此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工资收入的两极分化是最主要的原因。

*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韩国经济虽然取得了持续发展，但进入21世纪以来就业率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韩国“无就业增长”已成为既定事实。

*2002-2012年的十年间。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8%，但居民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率仅为2.1%；韩国经济整体增长了45.6%，但居民实际工资收入却只有整体增长率的一半，为23.2%。者意味着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在劳动者之间实现分配。（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是政府和财阀拿走了大部分经济增长果实）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停滞状态，26个OECD国家中16个国家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和英国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也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对韩国的影响小于其他国家，但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不成比例的现象反而尤为严重。

*韩国劳动力市场最大的问题是非正式就业的问题。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与正式就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差异也非常巨大。

*OECD统计下的“临时性就业劳动者”在概念上与“非正式就业劳动者”有所不同，以临时性就业劳动者的概念来看，韩国的临时性就业劳动者占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为24%，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四。而韩国政府的统计显示，201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占工资性劳动者总数的32.6%，工资性劳动者总数中不包括个体经营者。

*如果按照企业界的统计方法，非正式就业中还包括临时工和小时工，则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占工资性劳动者总数的比例应该为45.9%这个数字接近全体劳动者人数的一半之多。

*2007年随着《非全日制劳动者保护法》的实施，这一比例有所下降。然而，不就之后这一比例便恢复到十多年前的水平，而且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规模居高不下。

*2013年，非正式就业月平均工资约为正式就业平均工资的一半水平，为56%。

*以国民年金为例（国民年金制度相当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就业劳动者加入国民年金保障体系的缴费比例为81%，而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参保率仅为40%，加入国民年金保障福利体系的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人数连非正式就业劳动者总数的一半都不到。

*2007年韩国制定了《非全日制劳动者保障法》规定，对于在同一单位就职的非全日制员工，工作时间满两年以上就必须强制性地转为正式员工。然而，一直到201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占全体员工的比例并没有下降。原因在于很多用工单位在保护法规定的两年期满之前便解除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的雇佣合同，改为雇佣新的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国家破产之日》以1997年亚洲金融海啸中韩国几乎国家破产而导致其不得不接受IMF的援助为背景下，演绎了一个“阻止危机的人和追逐利益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

保护平民权益与出卖国民获利的争斗是一个非常扣人心弦的主题，不过我们也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观看这部片，即事大主义与独立主义于过去这几十年中在韩国的消长态势，以及现在韩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两种外交甚至于国政方针的。

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事大主义”这个由日本人发明的，一开始是专门用于指称历史上朝鲜或者韩国外交方针，其后经过演变甚至用于概括朝鲜半岛民族性的名词以及它在韩国历史中的地位。

“事大”一词出自《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这是儒家礼义制度要求的大国与小国相处之道。

中华内部是讲正统的，儒家对中华的要求是讲正统，求道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事大除了在小部分乱世时有人会稍微利用一下以外，其他时间里这不是一个常规选项。

但作为中华的藩属，事大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了。朝鲜明确事大为国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李氏朝鲜的创始人李成桂时期。

李成桂原本是王氏高丽的一个将领，当时王氏高丽依附元朝，奉其为宗主，元朝时有制度，高丽王后必须是蒙古贵女。有一部电影叫《霜花店》，讲的就是这个时期的故事，里面宋智孝饰演的就是一个蒙古籍高丽王后。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要求将当时的铁岭卫东、西、北三面划入明朝，南面留给高丽。高丽国王据此准备攻击明朝，所以派遣李成桂为将，带领军队攻辽，李成桂吓的够呛，觉得这是去送死，所以上书国王提出“事大”。国王不同意，李成桂就只能带兵出发了，走到半路想了想：攻击明朝没胜算，回去造反有把握，那还犹豫什么？于是朝鲜版陈桥兵变就上演了。

李成桂自立之后，完全确定了对明朝的“事大”，这时期朝鲜的事大到了什么程度。“朝鲜”这个国名是明太祖选的，明太祖不赐给朝鲜国王印信，搞得李成桂只能用一颗自己刻的小木印来颁布命令。因此李成桂更是天天向明朝上书要求给自己刻一颗王印，搞得他们自己人都特感动于这种锲而不舍的事大精神（谓之“我太祖有百折不挠之毅”），但是明太祖就是不给。

朝鲜有专门负责事大的工作部门叫事大司，位列礼曹所有司之首。朝鲜世宗大王是他们民族独立的象征，他颁布了《训民正音》创制谚文，这是后来被朝鲜万民敬仰的伟大创举。可是在当时被骂的够呛，有大臣上书说：

“我朝自祖宗以来， 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

可见在朝鲜士大夫心目中，“事大”与“慕华”是紧密相关的，朝鲜的所作所为不能丝毫违背于中国，否则就是违背事大这项根本原则。

李氏朝鲜的事大政策一直贯彻其始终，不过到了清朝末年时另一种倾向出现了，那就是独立主义。当时日本迫切想要将朝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们暗中扶持朝鲜国内独立意愿比较强烈的激进改革人士，使其组成所谓“开化派”。而希望缓和改革的人士则组成了另外一派，即“事大党”。

（跑题说几句：当时朝鲜事大党的灵魂人物有两人，其一是闵妃，好多年前中央八套曾经引进过一部韩国电视剧叫《明成皇后》，说的就是这位闵妃。当时年纪还小，只感觉这部剧的主题就是生儿子，记忆特别深刻的是闵妃生了一个貔貅转世的儿子。还有一位灵魂人物叫袁世凯，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纵横睥睨的人物，何况只是个朝鲜，袁世凯在朝鲜的时候把开化党打的哭爹喊娘，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就是在开化派和事大党争斗的时候，日本人提出了事大主义这个名词，并且将朝鲜的这一外交手段，不断拓展其内涵，终至上升到民族特性的高度。日本将事大主义解释为半岛民族性有他特殊目的，他希望借此渲染半岛居民有服从他人的本性，有为其殖民统治寻求根基之意。

最终清朝输给了日本，朝鲜终于被日本殖民统治。而大部分具有独立倾向的独立派也摇身一变成了奉行对日本事大的“事大党”。

二次大战结束后，分治的朝鲜半岛又一次走到了独立与事大的抉择时刻，可惜深知朝鲜半岛只有统一才有希望实现独立的金九在1949年被暗杀。之后朝鲜战争爆发以及持续多年的冷战，使得韩国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事大，这次事大的对象是美国。

在二战后民族独立的风潮席卷全球，使得独立的意愿一直根植于韩国普通民众的心中。可惜历史进程却一次又一次地把韩国推向了事大。

在这部《国家破产之日》也能看出事大主义与独立主义之争，女主代表的是平民阶层以及独立主义，而那位财政局次官代表的就是精英阶层与事大主义了。纵观全片，必须得说在韩国的精英阶层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秉持独立主义的群体，他们只是一群持有事大主义并汲汲以求从事大中获得更高地位的人，剩下的精英阶层则是一群已经获得了极大利益并随时准备转向事大政策的人而已。

看得出在韩国民众心中，事大基本等同于卖国求荣，独立才是民心所向。

当本片开始进入与IMF主席谈判的情节时，其实就能说明韩国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安于现状，面对挑战一味寻求他人援助，不惜出卖民众利益以换取自己飞黄腾达的不满了。

可是纵观朝鲜半岛近百年的历史，其实独立主义在精英阶层只是寻找下一个事大对象的借口罢了，从来就不曾真正成为一个实际的目标。这也导致了韩国民众对于精英阶层过于注重事大而忽略独立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因为这实际上代表了整个韩国精英阶层只重视个人利益而忽视甚至出卖他人权益所造成的其与普通民众之间巨大鸿沟。

由此说明，事大主义在韩国也从一种外交方针变成了精英阶层利益的代名词，相反独立主义则成为了普通民众心中表达自身利益的具体方式，由此事大与独立也就成了精英与平民博弈的具体战场，不再仅仅只是两种外交方针那么简单了。

此外，对于影片中首鼠两端、摇摆不定的其他韩国高层人员之种种行为，个人觉得与其说这是事大主义在具体个人身上的表现，不如说这是一种运用特权来保障自己地位的情形。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越试图用干涉市场制度的方法来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有些人就越缺乏保障；并且，更糟的是，在作为一种特权而得到保障的那些人的保障和没有这种特权的人日益增加和无保障之间的对立也变得越大。并且，保障越具有特权的性质，而没有特权的人所面临的危险越大，保障就越为人们所珍视。随着有特权的人数的增加，在这些人的保障和其他人的无保障之间差别的增加，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价值标准。给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个青年人拥有领得年薪的确定权利比对他怀有飞黄腾达的信心更是其结婚的资格，而无保障则成为贱民的可怕处境，那些在青年时就被拒绝于受庇护的领薪阶层之外的人，要在这种处境下终其一生。

而女主在影片结尾中所说的：

要时刻怀疑，时刻思考，并以醒悟的眼光看待一切。

算是导演给出的关于如何摆脱集体无意识和逃离体制束缚或者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方法吧。

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 ——巴尔扎克

1

尹正学成立JH公司，成了到处讲学的老师，就连和他吃饭都得自付费用，他正在准备对下一场经济危机的狙击；岬秀的小工厂雇佣了东南亚的廉价劳动力，他拼命压榨他们的劳动价值，来养活家里的老婆孩子；次官朴大荣成了CEO，总长在富二代的帮助下转投资银行……

电影结尾，所有过上好日子的角色，无一不犯下了原罪。

现实中，从牟其中到周正毅，再从摩根集团到三星、SK，几乎没有哪个资本家不是通过“原罪”手段发展起来的——全世界都惊人的一致。

当富人的“原罪”没有被及时追究时，社会对成功的标准使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发生负面的变化，“原罪”不再是可耻的行为，相反“原罪”者就像电影里的尹正学一样，成了大众眼中的老师，学习的对象。

“原罪”者成为世俗“成功”的标准，而诚实者即便没有像电影中的郑社长一样，上当受骗之后上吊自杀，也会在“原罪”者携资本碾压式地竞争甚至恶意并购下，成了落魄的失败者、流落街头的穷人。

这是现代社会的缩影，也是贫富差距拉大的本质原因。

2

“通过通货信用政策的设立和执行，来发展这个国家的经济。”如电影里韩组长所说，这是韩国银行成立的目的。

我是经济学的门外汉，用愚笨的头脑思索我们发展这个国家经济的目的，大概是为了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让每个人老有所，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在我简单的理解里，一个人付出劳动（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上的），以此获得相对应的报酬，也许会因为供需关系，在某个时间段里他付出的劳动格外值钱，得到比正常该有报酬多一些的利益，这点我可以认同，也可以接受。

可在现实生活中，世界上百分之二十的人掌握了百分之八十的财富，我们认同这样的现象，等于在认同这百分之二十的人，足以支撑起整个世界的运转！

我不懂资本的运作，也不懂经济杠杆之类的名词；我身在这个国家，过着小康家庭的生活，我满足、快乐；我只是不能理解，一个人怎样的付出，才能配得上获得上百亿财富报酬。

现代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识字却不懂思考的人。

当你看完这部电影只是感觉紧张刺激爽，当你看到一篇篇成功学的文章被洗脑成为向往成为那百分之二十的人，当你看着这篇文章认为这是仇富的时候，你已经成为文盲。

“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这是巴尔扎克在1841年写在《人间喜剧》里面的话。一百多年后，我们依旧眼看着“原罪”者而不知其根本，并心向往之，这是人众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97东南亚金融危机绝对是具有大片基底的故事元素。不疯魔不成活的香港电影里出现了一大批以此为历史背景的影片，从宏观到围观，从人性的制度，其中，彭浩翔的《维多利亚一号》从买房的女主角切入，融入香港电影惯有的猎奇，以及磨坊电影的血腥和艳情，把人在遭遇困境时所迸发出的恶意和狠意表现的淋漓尽致。

深受香港电影影响的韩国，最近也拿出了一部，同样以97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背景的剧情片——《国家破产之日》。

由刘亚仁和金惠秀主演的《国家破产之日》上映首周就以 106 万观影人次登顶票房冠军，把一众好莱坞电影拉下了马。有的韩国观众看完全片后非常激动，" 这是一部比刀枪还要恐怖的经济惊悚片 "，" 想到经济危机时的父亲就哭了 "，“这部电影在讲述我们今天的贫富分化、雇佣不安和青年失业问题的根源"，带有强烈民族情绪的韩国人对这场经济浩劫记忆犹新，很容易唤起共情，引发情绪共振。

《国家破产之日》用了一个“韩国式”的角度进入主题，提领全片。香港的《维多利亚一号》是底层的反抗，由小及大；那么韩国的《国家破产之日》则展现了精英阶层和政府高层之间的博弈。影片为此选取了3组人物作为社会横切面，以他们的反应，凸显韩国政府面对危机时的“不作为”和阴谋论。全国银行的中层韩诗贤作为特别小组组长，发现了潜藏的危机，提出了质疑，

政府高层警醒，面对韩国即将在几周内“破产”的威胁，他们最终选择了放弃中小企业和普通市民。韩诗贤虽然据理力争，当因为拿不出有效的“止血”方法，加上高层默许，导致最后韩国的经济彻底被国际货币组织把控。

韩诗贤是韩国精英阶层的代表，她的反抗，她对人民的守护，对政府不作为的愤怒，代表了众多韩国影片中，韩国有识人士对政府天然的不信任感，以及警惕。影片中，整个上层架构，几乎没有人考虑普通人，或者中小企业，他们列出了一张大表，上面全是韩国本土巨头企业名单，他们只想保住他们，甚至提前透露信息，让寡头能够趁火打劫，收购其他企业。有的高层人士，就希望借此让韩国经济和社会走入资本寡头的时代，即政府和最有势力的企业政企联合，从各个层面接管和控制韩国。

在韩诗贤的斗争之下，另一组人物则凭借经济敏感性，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完成了阶层跨越。刘亚仁饰演的尹正学原本是金融机构的职员，他通过数据分析和多年的行业经验推测出韩国的经济必然出现问题。

他拉拢到两位以前的客户，让他们买入大量美元，坐等韩币贬值，然后凭借汇率差价，用美元大量买入价格暴跌的房产。尹正学看透了韩国高层的把戏，同时深谙人性之道，在疯狂赚钱的同时，他也流露出了对于金钱和欲望的反感，

他知道，一个人完成阶层跨越的同时，很多人会被迫阶层下滑，有人笑，就有人哭。比如，另一组人物小企业老板岬秀。他无法预料什么经济危机，更不懂银行贷款的危险。

金融危机山呼海啸般袭来，他的生活和家庭一点一点被卷入了深渊。原料价格因为货币贬值飞速攀升，商店关门，他们的货品断了销路，同时，他们的债务即将到期，下游链条催他们还款，而这时，他们只能贱卖自己的不动产作为抵押，资金链迅速断裂，他们难以维继。在看到原料供应商老板被迫自杀后，他也差点迈出了自毁的脚步，是家人让他鼓足了最后的勇气。

片尾，3组人物巧妙的完成了叙事拼图的重新聚合。影片也渐渐透露出它所期望表达的主题，20年过后，97金融风暴的惨状已渐渐被人遗忘，年轻人大多对金融危机不会有感知，但经历过的人依然记忆犹新。韩诗贤依然在研究韩国的经济走势，国家银行感知到了新的危机即将爆发，她被邀请进入研究小组，为新的经济战争做好准备；

尹正学摇身一变为经济预言家，学巴菲特，约一次午饭500万韩元，他凭借第一桶金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资本公司，20年后，他坚信危机到来时，政府会估计重施，他暗中观察着经济走势，准备再次书写传奇；而小企业老板岬秀靠着与韩诗贤的亲戚关系，成功贷款，让工厂度过了危机。20年后，当年决定韩国经济命脉的政客踏入商界，成为了资本巨头的话事人，操控者，在信息差面前，在即将到来的新危机前，他们开始各自投入全新的战场中。《国家破产之日》希望以此警醒韩国民众和政府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以及遭遇危机时政府的职责所在。

《国家破产之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好莱坞大热的同题材影片《大空头》，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大空头》中被生动形象的表现出来，什么是次贷危机，如何激活经济等问题都在影片中得到了解答，而且戏剧性冲突更加强烈。

《大空头》直指人性的贪恋，以及金融寡头“吸血”的本性；《国家破产之日》更具社会属性，是本土化元素强烈的韩国电影，它继续凸显韩国精英阶层对高层的警惕，以及对下层的同情。现实中，韩国高层政府官员总是陷入丑闻，遭到弹劾，甚至沦为阶下囚，其实都与那次经济危机有关。

韩国经济一方面被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控，另一面为了安全和自保，政府几乎把所有资源向本土寡头倾泻，整个政权体系从上之下都被资本巨头控制，成为巨头既得利益的维护者。政府官员不得不对这些资本寡头唯首是瞻，也许他们还有维护人民利益的理想，但最终只能成为资本的奴隶。《国家破产之日》想表达的是，依然有群人在反抗这个体系，如韩诗贤一样代表这人民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用誓不妥协、挺身而出。

本文首发于电影公众号《云何电影》，有部分剧透，综合评分6分。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讲述国家破产的韩国电影——《国家破产之日》。从剧情上看，本片颇似一部进行本土化改造的低配版《大空头》，看似聚焦国家金融危机，实则走的还是揭示政府高层、富商们损民肥私，阴谋窃国的老套路，不免有强行煽情、讽刺之嫌，而本片提出的朴素的理想主义解决手段则更是凸显了创作者的无知和滑稽。

本片是三线并行结构，分别是政府高层、银行高管进行危机应对的决策线，投资经理和投机者的做空国家线，以及小企业主深陷债务危机线。三条线展示了三类典型人群，极少数的掌握国家前途命运的高级政府官员和大资本家、少数的靠发国难财致富的投机分子，和最广大的蒙在鼓里的劳苦大众。

国家经济高层决策者见危机已无法避免，反而意图借此机会勾结国内顶级企业，不惜以出卖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将整个国家的危机转嫁到中小企业身上，并借此摧毁中小企业，让大企业们可以高枕无忧、轻易垄断市场，而高层决策者最终也摇身一变，成为了资本寡头，继续和大企业们掌控国家命脉。

刘亚仁饰演的投资经理，则是类似《大空头》里布拉德皮特的角色，他发现了国家即将破产，于是找来投资人做空，可以说是发“国难财”了，并借此成功跃入社会上流阶级。

小企业主则是被忽悠接受了大商场发行的汇票，而将产品供给了对方，转头来经济下滑，商场倒闭，汇票成为了一张一文不值的废纸，整个企业被逼上了绝路，多年以后，熬过经济危机的他仍在小作坊一线辛苦劳作。

讽刺与批判的刻意迎合

三条线的设计，看似涉及了社会的不同阶层，似乎对每个层级人物的刻画也颇为真实，实则是故意满足了普通观众的阴谋论想象，是一种对大众情绪的刻意迎合，毕竟对于对那个年代有过深切感受的普通韩国民众而言，这种高官富商的为富不仁可以成为他们一种对过往苦难的情感宣泄出口，亦或是一种心理慰藉，将社会环境的剧变归咎于几个人为一己私利而损害大众利益的自私和寡廉鲜耻，其本质与将同时期国企工人下岗潮归咎于少数决策层的昏庸一样显得滑稽可笑，不过虽然可笑，老百姓却最吃这一套。

而作为电影创作者的这种刻意逢迎，则显得颇失水准和道德了。

说电影有这种刻意逢迎之嫌绝非空穴来风，其最明显的部分就是第三条线小企业主的故事，其作为最不明真相的劳苦群众代表，电影对他的着墨最少，而影片对他如何一步步进入资本的狂欢几乎闭口不谈，反而处处刻画他面临破产危机时生活是如何的困窘与绝望，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完美的受害人形象，与此相对的政府官员不是后知后觉的饭桶就是窃国的罪人，只有一个无法蚍蜉撼树的良心女主，眼睁睁看大厦倾颓却束手无策，完美受害人加完美恶人，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完美逻辑”。

可这一切真的如此完美吗，美国次贷危机难道是因为几个大资本家玩脱了造成的吗，历史早已一次次证明，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必然是资本的狂宴，而这狂欢的缔造者，是整个社会，让雪球滚大的，是千千万万的雪花，韭菜不进场，何来大佬收割，即便被收割，韭菜就是无辜的吗？人总倾向于将自己的失败与错误归因于外部因素，本片则恰好利用了这种心理，为那场惨败中的失意者，找一个合理的借口。

对危机本质的肤浅认知

看到傻白甜女主提出要向国民公开国家即将破产的事实时，真的忍不住笑出声，一个能提前分析出金融危机即将到来的金融从业者，说出如此幼稚的提议，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该说她是聪明还是傻，不过想想本片也没有对女主如何得知大厦将倾做详细叙述，也就释然了，专业性在本片，不存在的。

云城当然也不是什么经济学专家，但作为一个曾经的金融工作者，还是能轻易的看出本片显而易见的漏洞，公开国家破产的事实，你猜群众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难道是待在家里准备勒紧裤腰带，再摩拳擦掌准备与国家共度时艰？都不会，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所有的银行门槛踏烂，取出他们存的每一分钱，换成外币，最好是美金，然后一起把韩元砸出一个坑来。其实片中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信用，国外评级机构下调评级，最多只是让韩国丧失了国际信用，从外国借不到钱，如果韩国自己宣布国家破产，那就是国家对于国民信用破产，那么相应的，也就意味着银行啊、社保啊这些玩意都变成了一纸空话，你还敢把钱存在银行吗？

前两年卢布狂贬时，最高时贬值了百分之五六十，你何曾见过普大帝宣布俄罗斯破产？可能有人说我这种推论未免把国民道德想的太过不堪，有些见多识广的群众可能还要拿出97金融危机后韩国民众捐金救国的事迹来反驳我。首先，我并不对这种行为持以道德批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到了国家破产这份上，也不过是人性使然，本质并无对错，更谈不上卖国，就像你不能说在二战时期日占区拿了“良民证”的老百姓都是汉奸一样。至于韩国民众捐金救国，有多种历史原因综合影响导致，首先是刚刚上台的金大中接受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并通过一系列政策稳定了国内局势，再者金大中作为军政府下台后第一位深得民心的民选总统，其影响力和号召力在韩国非同凡响，所以捐金救国并不是可复制的例子。

说回本片，女主提出的向其他国家如日本、美国求援借钱，而不是接受IMF的救助，也是相当的荒谬可笑。IMF提供援助带条件，难道日本、美国借你钱就不用条件，凭啥就借你100亿美金？任何国家间的利益输送，必然伴随着政治交换，每每看到网上有喷中国光给非洲黑兄弟瞎捐钱的，都不得不苦笑，借用长者的话，有些人还是too young too simple，sometimes naïve.

整体来看，本片回避了对97韩国金融危机本质的深度挖掘，而是落脚于政客逐利、民众受难的抨击政府的老套路来，抨击政府不是不行，但要说实话，不要胡编乱造，不要刻意逢迎。为讽刺而讽刺、为黑而黑，这就有违一个负责任的电影创作者的初心了。

1997年，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炒家发动了对亚洲国家的金融攻击，新加坡、香港、泰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先后发生了金融风暴。

史称“亚洲金融危机”。

危机来临，每个国家竭尽所能地平息危机，恢复生产，其中，韩国民众自发 “捐金”，用个人财富帮助韩国走出了经济危机的泥沼。

五年后，韩国偿清外债，走出危机，而“捐金救国”也成了历史课本上的一段佳话。

“危机游戏”周而复始，从不停止

得益于相对宽松的审查制度，韩国电影人可以以政治事件、社会问题为话题，创作电影。

权钱交易、热点问题、官商勾结，只要是公众关心的问题，韩国导演便能将其改编为电影。

2018年11月28日，韩国导演严成民执导的《国家破产之日》上映。

这次，镜头对准了十一年前韩国金融风暴中的“危机游戏”。

20世纪70年代，韩国开始崛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南韩”奇迹。

进出口额超1000亿美金；经济增速领跑“四小龙”；举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

成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从政府决策者，到企业家，再到普通公民，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无法自拔，渴望在经济浪潮中一显身手，创造自己的价值。

各行各业欣欣向荣、生机勃勃之时，一场金融浩劫却骤然降临。

长期无监管的信用透支让韩国背负了近百亿美金的国际外债，国际金融做空韩国货币，让韩国的待还贷款瞬间超出了外汇储备量。

即：韩国资不抵债，国家将要破产。

国家破产之日即将来临，社会各界走上了艰难的求生之路。

以韩国银行通货政策小组组长韩诗贤为代表的救亡派，期望通过经济措施有效的干预经济，让韩国经济平稳过度。

她努力寻找真实的贷款数据，却发现所有人都在算着“糊涂账”，透支国家信用，所有人都清楚最终的结果，却没有人想要改变它。

更可怕的是，经济次长早已决定与IMF谈判，根本没给韩诗贤施展的机会。

以投机商人尹正学为首的投机派，他们预先知晓了经济危机的降临，提前兑换货币，购买期权，做好了应对准备。

危机降临，所有人财产贬值时，他们狠狠地发了以一笔国难财，成功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但尹正学是危机中唯一的“投机者”吗？

当然不是，比他成功的还有成功摆脱贷款的大企业，成功整治金融业的经济次长，成功做空韩国的索罗斯，血洗韩国经济的IMF，以及其身后的美国。

以岬秀为首的普通民众则是危机的承受者，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预知危机，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应对危机，更没有足够的财力熬过危机。

他们祈祷决策者救市，等来的却是监管机构的不作为。

他们希望能够有人扶持，却只能独自熬过寒冬。

三位主人公保持着独立的故事线索，直至危机结束，也未能像历史课本中那样众志成城共抗危机。

他们在危机中艰难摸索着自己的出路，摸索着家庭的出路，摸索着国家的出路.....

最终春天来临，生活回复平静，可岬秀却谁也不相信了。

影片没有将危机归因于索罗斯为首的金融炒家，而是找到了更为根本的主体因素：当时糟糕的经济政策。

以汇票为代表的金融工具透支民众的信用之时，决策者不仅置之不理，还官商勾结，用“合法”的方式侵占国家的贷款。

危机将至，决策者竭尽所能的隐藏消息，仍旧高调的赞赏韩国经济，仅将外汇亏空归结为公民的高额出国消费。

危机到来，大厦将倾之时，决策者又舍卒保帅，以民众权益外代价争取国际借款，让数万小企业破产，无数民众被迫下岗。

危机过后，一切种种随风而逝，糟糕的决策者继续决策，普通民众继续过着普通的生活。

有一千种方法可以阻挡危机，或者降低危机的破坏程度，但决策者却选择了最糟糕的一种。

岬秀不满，可他无能为力；诗贤不满，但她有力难为，尹正也不满，他渴望更大的危机让他拥有更大的机会。

如片中所言，这就是自由市场的规则吗？

显然这不是。

市场主体的消费者、生产者只是案板上的鱼肉，他们没有丝毫的知情权，更谈不上信息的对称。

他们只是“危机游戏”的牺牲品。

当岬秀将这种情绪通过电话告诉下一代时，它就被无限放大，成了一种波及面更广的社会情绪。

所有人都不值得信任，一切事情都丢失了价值。

或许他们可以如《咏鹅》中的允英，通过追根，寻找自己的来处，也可以像《燃烧》中的李宗秀，点燃自我，用熊熊的火焰证明自己来过。

或者他们打开韩剧，为欧巴疯狂打call，过完幸福充实的一天。

“为刘亚仁打call”

诚然，这不是一部足够优秀的电影，其对经济政策的有意贬损也让电影的人物多了一份脸谱感，少了一丝真实感。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危机游戏”的深度剖析。

它就像一面“镜子”，不仅照亮了韩国，也照醒了我们。

《国家破产之日》，强烈推荐。

码字民工：小配角

免费编辑：威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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