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2000

铁木真与安答（结拜兄弟）扎木合

《蒙古王》这部电影讲的是铁木真击败少时安答（结拜兄弟）扎木合统一草原的故事，就像史诗《蒙古秘史》的叙事结构一样，经历了少年时期的苦难后，铁木真在天神腾格里的庇护下，犹如一支飙升的股票，在整个草原陷入到无休止的内战时，他以简单的掠食者哲学获得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支持，在那个雷电交加，充满着萨满巫术和迷信的决战日，一举击溃了喜新厌旧的扎木合联军，并以灭绝唐兀惕人（西夏-党项） 的方式，报了昔日被囚禁之仇。

有仇必报，有债必偿，构成了中世纪游牧-部落文明的精神内核，就像电影中为铁木真所设计的台词，“我的法律很简单，不偷生，战要到死，不杀妇孺，欠账还钱。”——这就是领导了12-13世纪的侵略者哲学——简单粗暴在面对腐朽的灵魂时总能是赢家。无论铁木真所代表的蒙古人是上帝之鞭还是真主之鞭，无论“铁木真”这个单词在蒙古语中是铁之精华还是草原铁匠的意思，对于当时还停留在以打土拨鼠和吮石子、刨树根为生的新石器族群来说，他们以摧枯拉朽般的攻势让夜夜笙歌的欧亚“文明人”付出了代价。

——我以为美剧《冰与火之歌》拍的就是蒙古来袭。13世纪正是小冰河时期的开始，凛冬将至，蒙古黑鞑靼就像是坐着时空穿梭机来到农业文明时代的原始人（异鬼），他们停留在多瑙河边静候河水结冰，在冰冻的河面上一举击溃了日耳曼人和波兰人的骑兵，然后踏过很少冰冻的河面，在边境守卫抱头鼠窜的同时，踏平了衰败的匈牙利宫廷——欧美人用“异鬼”来形容中世纪的蒙古军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因为它们不仅仅带来了战争和鼠疫，关键在于它们还用“魔法”不断的吸收和异化文明人。虽然近代的法国学者以蒙古入侵欧洲时，英国人为其指路，日耳曼人为其充当先锋，声称草原文化只对处于蛮荒状态的凯尔特-日耳曼人有吸引。因为只有树林中人（凯尔特-日耳曼）才喜欢披头散发的遁入原始森林去吸收恐惧的力量。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原始力量在文明陷入腐朽和堕落时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尤其从14世纪蒙古打开欧亚通道，大量波斯化的东方（中国-印度）文明的输入，对于推动西方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功不可没。

14-16世纪也是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分水岭，如何反思野蛮战胜文明最为关键。中国在元和明陷入到对天灾人祸的无边恐惧中，对神话和迷信的崇拜取代了理性；而西方人则另辟蹊径，通过征服海洋产生了科技和文明，欧美人的影视作品中至今念念不忘的还是他们征服海洋，唯有在狂风巨浪中他们才能自由地呼吸。征服海洋就和蒙古征服大漠和草原一样，他们反思和研究蒙古，反思文明和安逸带来的弊病，就是保留他们文化的根本——无非是勤能补拙和刨根问底。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2015年法国人还要拍《狼图腾》，他拍的不是狼，而是狼带给欧洲文明的启发和鞭策——羊的智慧在狼的眼里不过是让它变成了一只特立独行的羊，狼的本性就是驱赶羊群，它永远不会被人（文明）所驯服——就和蒙古神话史诗中所描述的那样，古老的黑鞑靼从岩穴熔山而出，由狼和鹿产生了蒙古人，成吉思汗的勇士以人肉喂养的狼和蟒蛇自称，所信仰的是不过是男儿不能没有弓箭和大丈夫当持干戈而死，简言之即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崇尚智慧的民族称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但却无法解释《宋史》中反复出现的“蒙军至，宋兵溃败”，毕竟道德政治学不是每次都管用，这和晚晴时船坚炮利也会兵败如山倒如出一辙。

让-雅克·阿诺-狼图腾 (2015)

《冰与火之歌》中的异鬼

再回到电影本身，当然，金帐汗国的导演充满了对“铁木真-腾格里”天人合一、万佛朝宗的过度美化，但是，抛开俄国导演对蒙古历史和草原神迹的再创造——少年铁木真所受的磨难都出自于蒙古-突厥族的内战，占领西夏（唐兀惕）是蒙古军西征和南征的军事需要，电影中的有仇必报只是为铁木真的残忍找一个说辞而已——从《蒙古王》这部电影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蒙古人留给欧洲文化的启发，简单说：一是守信。二是忠诚。三是情义。四是勇敢。这就是12世纪与农耕文明平行的蒙古社会的基本构架，尤其是守信，对于12世纪还没有文字的蒙古人来说不容易。蒙古社会的构架——口头契约——全凭一个“信”字，在铁木真夺回妻子孛儿帖，抚养私生子拙赤一事中体现得最明显。至于忠诚、情义和勇敢，则是蒙古兵法中和兵以诈立相对的生存哲学， 蒙古兵法里没有运筹帷幄，只有头狼般的身先士卒——它们像狼群一样狩猎，在占领地对待战俘所实行的也不过是畜牧管理学，没有多余的展示人类智慧和感情的空间——所谓勇，无非是领导不争功，让利给员工。武士电影里动员台词是“把你们的性命交给我”，其实还有前半句，那就是我把命交给你们。 回过头来看《太阳帝国》，英国战俘对日本神风特攻队报以敬意，不过是两个误解了蒙古精神的弹丸小国妄图征服世界的惺惺相惜。不要忘记大不列颠不正是凯撒笔下那个在马上表演杂技，二十个男人共享一个女人的野蛮民族吗？西方学者把中国文化中的反求诸己等同于闭关锁国，恰恰是混淆了进步与反思的关系。蒙古精神放在和平年代唯一有用的就是个人的意志力、纪律和进取心——这听起来像是当今社会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挖苦——但君子自强不息不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吗？

看西方视角下的辽、金、蒙古史，最重要的是理解部落文明和征服者帝国的关系。征服者帝国这个词不好听，却是理解地域——游牧文化差异的关键所在。可以说，西方之无国界、多中心、和平主义等概念均是由该词派生出来，其进步和局限/伪装也都包含在这个词的含义当中，简言之就是何处是我家，天下皆兄弟姐妹。游牧民族的大脑自带一张世界地图，为了生存他们只得不断革新，这种革新从他们依次以拉丁语、法语、英语为主导可见一斑，相比起来中国的内陆视角就显得闭塞了，正如《多桑蒙古史》所说，中国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在面对有野心的部落文明时往往会反受其制。如果说宫廷文化（政治）世界大同，那么中西方市民文化的差异就显得大了。陈寅恪说中国文化最不缺的就是自由。各人化各人，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要说会享受，中国人不输给任何人，但比起西方的理性、参与性、平民性又总觉得差点什么，或许只有重回内陆与草原模糊的边界处，才能找到我们丢失的东西。

斯皮尔伯格-太阳帝国 Empire of the Sun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