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武

“我在拍《小武》之前，看了无数的中国电影。我有非常不满足的地方。从这些影像里面，我们看不到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也看不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状态，几乎所有的人都回避这个问题。我想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当人们再看中国电影的时候，他们看不到这个时代真实的面貌。影像在九十年代的缺失是令人非常焦灼的。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处于一个强烈的转型期，时代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焦灼、浮躁的氛围里，每个人都在这个氛围里承受了很多东西。这种时代的变数，是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我从普通的感情出发，希望能拍这样的东西。”（贾樟柯）

据说《小武》在意大利放映时，坐在贾樟柯后面的一个长相粗鲁的男人哭了，他说他就像电影中的小武，这部片子使他想到了自己；而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也说，看《小武》的时候觉得他自己其实也是小武……
《小武》讲述的是一个小偷的故事，这个小偷并不是《纵横四海》或《偷天陷阱》中的那类通天大盗。他只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小偷，他可能和另一个偷过你钱包的小偷没有任何区别，为了能有下一顿饱饭，为了能给他喜欢的女人买些小东西，你的钱包便成了他的猎物。不过他是那种“盗亦有道”的小偷，他取出你钱包里的钱之后会将你的证件寄还给你。
小武就是这样一个小偷，他出没于中国内地一个由县改市的县城。这样的场景对于我们并不陌生，那里街道肮脏，店铺凌乱。那是1997年山西汾阳——汾阳也是贾樟柯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在影片的开始，小武坐着公共汽车进城，他家是汾阳附近的农村。他自称是干手艺活的，他带着一副与他的脸盘相比大一号的黑框眼睛，穿着和他的身材相比大两号的西服。他就这样在汾阳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游逛着，电视里出现了昔日同他一起做小偷的小勇，他现在已经是汾阳城里的名人，身为暴发户的他正大肆筹办着自己的婚礼。而他没有把自己的结婚的消息告诉小武，这让小武很是生气。小武准备了一份礼钱给小勇，但钱又被小勇的跟班给送了回来……
小武去了一家歌舞厅，认识了一位叫梅梅的小姐，他陪她逛街，做头发，听她给家里打电话。梅梅在电话中骗家里人说自己在北京，刚刚认识了一位可以让她演电影的大导演。
小武显然是爱上了梅梅，他在澡堂里独自一人唱起梅梅喜欢的歌《心雨》。这场澡堂中的戏还是一场国内电影不多见的“裸戏”，我们可以看到小武的身体是那样的虚弱而惨白，而浴室的天花板也是异常肮脏且破败……
小武用偷来的钱买了一枚金戒指，准备送给梅梅，可到了歌舞厅，却被告知梅梅被一辆小车一去不回地接走了。
这时他回了趟家，把戒指给了母亲。而后他被父亲又一次骂出家门。
当小武回到汾阳准备再次偷窃时，当初为了方便梅梅联系他而购置的呼机忽然响了，他也因此当场被抓。
老警察在将小武押送到别处的途中，因为临时有事便将小武随手铐到街边电线竿上，被铐着的小武蹲在那里，这时街上的人群开始围观，他们看着小武的目光有的漠然，有的鄙夷，有的麻木……
“在结尾，我想把观众转换成‘被观察的观察者’。人们最终发现自己处于小武的位置上了，与他的处境相同，感到非常不舒服。我想使观众受到触动，以便每一个人都能反省自己，反省自己看待别人的方式，主要目的是使观众审视自己，反观自己作为看客的心态，并以这种方式干扰观众。”对于影片的结尾，贾樟柯这样解释道。

“小偷也有一种尊严，不管他的行业是什么，不管他道德上背负着怎样的枷锁，他仍然在思考。这就是他的尊严。”
贾樟柯这样评价着他片中的主人公小武。他说小武是那种不太会适应社会的人，他所相信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情谊、忠诚、义气等等，都在商品化社会被冲击掉了，“我觉得原先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种东西没有了，崩塌了”，这让小武这样的小人物无比惶惑。而其认识上的局限，使得他根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在时代大潮中随波逐流、自生自灭……
《小武》在海外共获得了八个奖，分别是：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首奖；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第20届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第17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奖；第3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潮流奖；比利时电影资料馆98年度大奖：黄金时代奖；第42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首奖：SKYY奖；1999意大利亚的里亚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关于这些奖项，贾樟柯说：“它获得的奖越多，我心里失落的东西也越多，因为我拍的是一个很当下性、很现代的中国故事，这个故事，这种快乐和话题，需要和中国人一同分享，和中国人来讨论，可我没有，我觉得很痛苦……”
（N年前写的，修改一下贴这里当备份了）

●“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曾有一段话让我深感触动，他在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之后突然说：在我看来，摄影机越接近现实越有可能接近虚假。由纪实技术生产出来的所谓真实，很可能遮蔽隐藏在现实秩序中的真实。而方言、非职业演员、实景、同期录音直至长镜头并不代表真实本身，有人完全有可能用以上元素按方配制一副迷幻药，让你迷失于鬼话世界。事实上电影中的真实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具体而局部的时刻，真实只存在于结构的联结之处，是起、承、转、合中真切的理由和无懈可击的内心依据，是在拆解叙事模式之后仍然令我们信服的现实秩序。对我来说，一切纪实的方法都是为了描述我内心经验到的真实世界。我们几乎无法接近真实本身，电影的意义也不是仅仅为了到达真实的层面。我追求电影中的真实感甚于追求真实，因为我觉得真实感在美学的层面而真实仅仅停留在社会学的范畴。就像在我的电影中，穿过社会问题的是个人的存在危机，因为终究你是一个导演而非一个社会学家。”（贾樟柯）

●“我中学时的很多朋友都遇到了人际关系方面的纠纷，尤其是亲友关系方面发纠纷。他们与父母发生着冲突，或经受着夫妻之间的危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像从前。我发现，经济改革浪潮确实冲击到了社会的基层。这种危机普遍存在，不少人感到失落，同时又在期盼着什么，相信会有某些事情使他们摆脱困境，我也处在同样的精神状态中。我拍摄此片的初衷是想表明，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中国人失去了太多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我编写了电影剧本，在征得那家香港公司的同意之后，我就开始拍摄了。”（贾樟柯）

我跟朋友讲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包括我自己）喜爱《小武》的时候，对方回答说是不是有点象新现实主义。我愣了下，马上想起德.西卡也是贾樟柯热爱的一位导演。拿新现实电影对照《小武》，恰好可以看出后者的好与不好来。

实际上，与其说《小武》象新现实电影，不如说宁瀛的《找乐》（继续鼓吹《找乐》）更象继承了新现实风格的完整之作，她本身就是在意大利学的电影。

《90年代的“第五代”》里采访宁瀛，她谈到新现实电影的特点，说《偷自行车的人》没有被人说透的一部分，就是它“把社会问题凌驾于人的问题之上了”。我自己也是坚持反对那种“凌驾...之上”论调的人，现在重读这篇访谈，发现其中对新现实电影的议论都正好可以拿来对照《小武》的不足，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包括她强调的那句巴赞的话：“在一个已经经受过，现在仍然经受着恐怖和仇恨困惑的世界中，几乎再也看不到对现实本身的热爱之情，现实只是作为政治的象征，或者被否定，或者得到拥护...”。这完全就可以拿来讲贾樟柯了。

《小武》的好处大家已经说了很多，我们都知道了，不过它的优点也正是它的缺点：贾樟柯对小武充满感情，但同时他又太过“袒护”这个角色，使他完全是位落难的、被转型社会抛弃和牺牲的人物，小县城版的周润发（碟血双雄里那个角色）。这些都没有错，但他把小武表现的太完美，从一开始小武被靳小勇“抛弃”，观众心目中的天平就强烈地倒向小武了。新现实电影不是这样的，没有这么强烈的主观色彩（或者往大一点，严格来说，真正好电影不是这样的），而更多的让事件本身说话，一个冲突接一个冲突，人物和环境的外在内在互动都更复杂些。

《小武》本来的标题叫《靳小勇的哥们、胡梅梅的靠山、梁长有的儿子：小武》，整部电影就是讲尚情义的小武先被昔日同为小偷，今天变成大佬的哥们背叛，然后与歌厅小姐胡梅梅的爱情又无疾而终，最后被父亲打出家门的故事。我们眼看着小武一步步被社会与家庭疏离、抛弃，但我事后老想起“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话太道德判断了，我想说的是过分主观的视角和三段式故事的设计都使电影显得不够自然。社会写实是贾的强项，《小武》里到处都是象征国家机器高速运转的高音喇叭，但他其实不必那么袒护小武，真实生活中小武与环境的冲突一定比这要更丰富完整。

这问题在《站台》得到了一些改善，不过《站台》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我看見這個世界冷冷地丟出了一則新聞，那是Michael Jackson的死訊。我看見他們的其中之一就著這條死訊吃飯下酒，他覺得這味道還不錯。緊接著，他扭開電視，咀嚼著媒體的態度，他強烈地感覺到，要表現些什么來標榜他對這條大新鮮新聞的知曉。他于是點開了瀏覽器，登上了豆瓣飯否或是其他的什么平臺之一，狂熱地分享著一個又一個MJ的視頻，點綴著一些悲憫動人的懷念語。喔，他也許忘記了，幾年之前，他也是在同樣的情境之下在網絡上說過：MJ，你這個猥褻兒童的變態狂。
我想說，對，就這么說出來，我想說我真他媽覺得你這個其實連一首MJ都沒聽過的人讓我很惡心，用惡狠狠地語氣。可是我沒有，因那也許會讓我失去所有的朋友。我于是只好再一次，默默地，從碟片之中抽出了那一張薄薄的DVD，那上面寫著個真男人的名字叫小武。

畫面很糙，硌得人疼，屏幕上生生跳躍的彩色顆粒告訴我，他還在。
小武說自己是個手藝人。我知道，他們又會笑著諷刺他了，因為這個自封的職業名。可你知道什么才是手藝人麼。從你口袋里摸走你錢包的扒手是個手藝人，從你口袋里摸走你繳的稅去養肥自己肚皮的一樣也是手藝人。區別只是前者你嗤之以鼻，后者你卻卑躬屈膝恨不得趨之若鶩成為其中之一。
是梁小武逼你看清這個世界。沒錯，就一個詞，欺軟怕硬。

誰來心疼那個好朋友結婚自己卻毫不知情的小武。
誰來心疼那個盡管如此還是偷了錢拼當彩禮送給朋友的小武。
誰來心疼那個為了個歌女動了真情的小武。
誰來心疼那個說自己不會唱歌卻躲在浴池里大聲唱歌的小武。

只有那么一位導演心疼了這一回。他采用非職業演員，他心里有些故事，他把所有的疏離感拼湊成這個疏離的人物，他用客觀的態度，他沒有說話，他沒有態度，他默默地用緊張的膠片拍攝著，他會用手擋住低下的頭，只露出半張臉的痛苦。

那個有人情味的賊，卻最終變成了好朋友的恥辱，變成了父母的恥辱。是的，我又在自討沒趣，因為我想我是在幫一個賊說話，這一開口就是個陷阱。這只是真小人和偽君子的命題罷了。真小人難做，偽君子太多，在茫茫人海里面，梁小武只是個賊，哪怕他真實，哪怕他不會因為Michael Jackson死了就說自己喜歡他，哪怕他甚至有可能在情人節把你丟失的身份證寄回給你當個甜蜜的禮物。他就是個賊，這才是這個世界的重點，這才是小武的宿命，這才是賈樟柯要說的話，這才是我愛他的原因。

寬眼鏡，矮個頭，西裝大一號。
歪歪頭，就會笑，甩出零鈔票。
抽支煙，哼心雨，打火機唱歌。
摸石頭，手插兜，警察來快跑。

在各行各業的賊群里面，小武是最真的那一個。
可我知道你不是小武，我也不是賈樟柯。我要做的只是，明天繼續踏出這個家門，跟那些出爾反爾的家伙繼續稱兄道弟，跟他們消磨我最好的青春時光，跟他們分吃我碗里的肉，跟他們探討MJ的死以及對這世界的經濟形勢夸夸其談，哦，對了，我想我們可能還會一起去看一場場面很大的投資過億的電影。這是我們的生活，我沒有小武一樣的朋友，也沒有小武一樣的男人。就像小武的好朋友嫌棄他一樣，就像在他縹緲的世界里，最了解他這個賊的甚至很有可能很諷刺地是那個老警察一樣。那個狡猾的導演只給了我們半張臉的痛苦，還有一半，要自己扛。

這是部電影，沒錯。但別跟我提燈光，別跟我說走位，別跟我爭分鏡，別跟我急配音。沒錯，這依然是部電影，在只有技術就可以編造出電影的今天，小武是一部電影，一部偉大的，細膩的，孤獨的，焦慮的，深刻的，真實的，動人電影。

在看到這部電影之前，我愛三個男人：孫悟空，梵高，韓寒。
在看到這部電影之后，我愛上了另外三個男人。

小武。小武。小武。

“来！
点就有呀六六六呀 哥跟小妹的感情厚呀
五魁手呀莫松扣呀 孤独寂寞多难受呀
四喜四喜两将就呀 让我一次爱个够呀
哥俩好啊，八路通啊，革命的小酒整三盅啊
天天醉啊，顿顿蒙啊 喝出一个亚洲雄风呀
高高山上一头牛啊 跳舞干摩我胯骨轴啊
两眼王八瞅绿豆啊 我大手弄你的腚后头啊
……”
——片首作为画外音的赵本山二人转



无论是屠洪纲唱“我——站在猎猎风中”，还是杨钰莹和毛宁对唱“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或是叶倩文和林子祥唱“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都迫使我一万分地确定——这就是我的90年代。是村政府院子里的大喇叭广播，是电视上千篇一律的女声重复着单调的广告词，是爷爷一水儿靛色的中山装和军工帽，是爸爸的藏蓝西服里面套的鸡心领毛衣，是男人们后脑勺永远不能老实趴下的一撮头发，是女人们的“烫头热”，是巷子里女孩们跳“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是稚气未脱的男孩双手插兜敞胸露怀，带着面目乖巧穿粉色条绒衣的女孩走街串巷……胡同里的劣质音响让“卡拉ok”声音传出来有点扭曲，“暴发户”新买的家庭VCD，全家人手一只话筒，跟着电视上逐字变色的歌词，不惮指摘地从早唱到晚。
        这是我们并不遥远的集体记忆。是流行歌曲第一次成为大众主旋律并齐头转向爱情主题，甚而不避俚俗地唱“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是汾阳县的梁老汉在老二即将把城里媳妇娶进门时在聘礼上感到的自卑——“不能让老二结了婚，啊，在这事儿上低人一等”，是胡梅梅被太原客人接走前后，歌厅老鸨对小武的前恭后倨。是“普法活动”中一个法官模样的干部接受地方电视台记者街头采访，很不熟练地对着话筒回答：“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普及新刑法，这个新刑法……” 十六年并不长，然而这对中国来说就是沧海桑田。
在公共澡堂里游泳，扯着脖子唱跑调的歌——享受天然的回音效果。大黑框眼镜后乜斜的眼，黑西服里的大红鸡心领毛衣，插进裤兜里两只手，走路一歪一歪的西服垫肩下的肩膀，以及那痞子式的狡黠的笑和睥睨众生的高傲，今天看来，这是“酷”，是“嬉皮士”，是拒绝主流的先锋。然而它们之于90年代却代表着一种 “破罐子破摔”的行为模式。梁小武不懂得城乡差距、特色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制，却以这种行为模式将他们逐一解构，破除种种伪饰。这其中不夹带任何英雄主义，却本身成就了一种英雄主义。
他是一个“多余人”。他对歌厅小姐胡梅梅倾诉衷肠时，他似乎已意识到自己作为另类“手艺人”的尴尬：“大家贩烟的贩烟，开歌厅的开歌厅，我是个笨人。”
亦如小勇派人给小武带的话，“卖烟不是走私，那叫贸易。开歌厅不是挣歌女的钱，那叫娱乐业。”一起闯荡北京一起进局子的哥们儿今日成了“企业家”，娶了比倪萍还漂亮的老婆，花钱上电视宣传自己的婚礼。
那个时代的可怕在于“讳”盗不“讳”淫。以及，对金钱无以复加的崇拜。
他笨拙地搂着胡梅梅，在她生病的时候送去暖水袋，让她靠在自己的怀里。他们之间完全可以一夜风流——然而这并未发生。未成长的小武似乎并未产生对女性肉体的渴望，而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抚慰。而这是对梅梅的一个吻的报答，第一次分别时那不经意的一吻完成了对小武在人格尊严上的启蒙，而不是性。然而小武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们表面同病相怜，但终究不一样。
丛林法则教人们回归兽性，而小武却着意走向更完整的人性。他经历了比其他人更长的青春期，作为逆反的形象与社会规则格格不入，却因此免于堕落。

《醒世姻缘传》第一回写：“向日那些旧朋友都还道是昔日的晁大舍，苦绷苦拽，或当借了银钱，或损折了器服，买了礼，都来与晁大舍接风，希图沾他些资补。谁知晁大舍道这班人肩膀不齐了，虽然也还勉强接待，相见时，大模大样，冷冷落落，全不是向日洽浃的模样……后来这伙人再有上门的，也就不得其门而入了……这些故友不得上门，这还是贵易交的常情，又寻思富易妻起来。”
靳小勇发财办事儿，连当年逮捕了自己派出所“郝老师”都没忘送去张请柬，唯独把小武忘了。小武找上门去，屋里的卡拉OK走调地唱着“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
春药店老板更胜边帮小武包礼钱边问小武：“那你也犯不上冒这个险，靳小勇又不缺你这几个钱。 ”
 “那年我俩身上带着四毛一分钱，从汾阳一直逃到北京。我俩晚上瞎聊，我说等他结婚，我要送给他两斤十块一张的钱。那时候没有一百的大票，大团结就是最大的了。 ”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我俩不一样。”
天真的小武不知道人心的易变，他不理解小勇的反目，也不理解答应做他“傍家”的胡梅梅为何不辞而别只留下BP机上一个“万事如意”。而那枚买给她的金戒指，也最终成了老母给新过门的老二媳妇的聘礼。
当然，给小勇的红包和给梅梅的戒指，都是他做“手艺活”、冒着再次进局子的风险换来的。
小武是一个小偷。
很少有电影如此细致的笔墨去塑造一个小偷，让观众不由自主对他产生同情，而让旁观者清的围观者如此丑陋。贾樟柯一个汾阳县城浓缩了一个90年代的中国。
        就像后来廖亦武写《中国边缘人采访录》，徐童拍《算命》——这是种独立的姿态。

十六年，杨钰莹经历了一次在歌坛长久的沉寂重又复出，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再一次掀起一阵不小的骚动，被新一代歌迷和猎奇者消费。唱黄段子哗众取宠的赵本山被主流媒体收编，与央视合而又分，搭戏台子、带徒弟、拍电视剧，成为中国综艺界最成功的演员和企业家。
我们离90年代越来越远。
越来越多 “不法分子”在新闻里落入法网，他们的“手艺”比“小武”高强太多，但得到的是和“小武”别无二致的媒体修辞。
我们仍未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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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胡梅梅的饰演者左百韬大概是迄今为止北师大影视系出产的最成功的演员了。
祝北影北师友谊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