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达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为时三年半的波黑内战期间，交战各方塞族穆族克族都曾经展开过大规模有组织的种族迫害和屠杀。在已知并被国际社会确认的种族罪行当中，影片中提到的1995年3月发生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在战后欧洲最为严重、最为惨烈的罪行。

在战场上自己不能保卫的，屈膝于敌人面前同样得不到保全。

在战争中，不是比惨、而是比刚烈。塞族大概是一向深谙强邻环伺、弱肉强食的生存之道。素来尚武、骁勇暴戾，具有抵御外虏、守土保家的善战传统。所以才能够以少博多、在波黑战场上始终争取主动。但在波黑民族构成当中，塞族只占三分之一、地广人稀。在穆控区和克控区，作为少数民族的塞族平民同样沦为种族迫害和种族屠杀的牺牲品。在大屠杀发生地——斯雷布雷尼察，1992至1995年内战期间在穆斯林控制下同样发过针对塞族平民的驱赶、迫害和屠杀。

前南地区主要民族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塞尔维亚、波黑、克罗地亚等国境内都分布着数量众多的不同民族。内战伊始，就具有跨地域、跨国界、国际干预、纵横卑阖的特点。其中波黑塞族、克罗地亚塞族与塞尔维亚和共和国、一度以民族划线结成同一阵营、“三位一体”，因此得以与早已赢得西方社会支持的克罗地亚和穆斯林展开长期分庭抗衡。就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发生之前，1995年5月，得到西方援助的克罗地亚政府军攻陷了同样被列为联合国保护区的克罗地亚塞控区——西斯拉沃尼亚。随即出现大批塞族居民被驱赶逃离出家园。由于塞族在克罗地亚的安全形势恶化，从而在前南地区尤其是波黑东部引发了新一轮政治和人道危机。

作为连锁反应，1995年7月波黑塞族开始对位于波黑东部塞控区境内的穆斯林“飞地”、联合国保护区——斯雷布雷尼察发动攻击。波黑塞族之所以敢在外部形势不利于己方、力量对比业已发生逆转之际，悍然出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究其原因，还是为了抢在西方对塞族动武之前，挟持当地的荷兰籍维和部队迫使联合国方面投鼠忌器。最终通过武力解决来为自己在今后谈判桌上争取到更多的筹码。

在重新审视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时候，如果不能正视大国干预、火上浇油、拉一派打一派的丑陋行径，最终致使内战局势陷入旷日持久、愈演愈烈、危机四伏的胶着状态；如果不能直面交战各方都曾经采取极端方式，对敌对民族进行种族迫害和屠杀；那么无疑会削弱这部影片的现实意义和警示作用。

在旷日持久的波黑内战进程中，种族清洗与种族灭绝曾经和武力解决、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一道成为破坏前南地区民族团结、地区稳定的冲突根源。

在这里，没必要过多去谴责滞留在斯雷布雷尼察的荷兰籍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联合国营地有2000名荷兰籍维和部队官兵，他们在大屠杀发生时没有担负起履行必要的责任。斯雷布雷尼察自从波黑内战爆发后，和萨拉热窝一样就一直处于塞族军队的围困之下。最后是穆族抵挡不住塞军的攻势、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交到了联合国的手上。

荷兰在近代欧洲历史上从来都不是军事大国，一战和二战中都宣布保持中立依然不能摆脱战争浩劫。当时在斯雷布雷尼察承担维护平民安全使命的荷兰军人，在一路攻城略地、勇往直前的姆拉迪奇将军面前、在冲锋陷阵、骁勇好斗的塞族军人面前显得多么不堪一击、弱不禁风？在塞军包围下的斯雷布雷尼察，他们同样也是被囚禁者。如果说，作为交战一方的穆族军人都能选择在虎视眈眈的塞族军警面前放下武器、俯首帖耳，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凭天由命。那么作为大国幕后角逐的前台工具，荷兰人只能保持委曲求全、选择退让。

斯雷布雷尼察一度是交战区，这里的穆斯林也曾经和自己的塞族邻居在战场上捉对厮杀、拼得你死我活。因为战前穆斯林人口在这里占据优势，穆斯林极端分子也曾对当地的塞族少数居民犯下过驱赶和迫害的罪行。根据塞族人提供的资料：整个内战期间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区至少死亡3227名塞族居民，仅在市中心就有446人死亡，参与犯罪的穆族暴徒多达469人。所有这些也都有文字与影像等各种证据材料。斯雷布雷尼察，同样也充满着塞族人的尸骸和坟墓。

当看到充斥着整个画面的穆斯林难民、当看到混杂在妇女儿童中间为数众多的青壮年男子、当看到许多身强力壮的穆族青年被塞族军警羁押，我忍不住要问：穆斯林为什么不能起武器来进行反抗、以死抗争来保卫自己和家人呢？

难道是基于穆斯林们热爱和平、善待邻人的信仰吗？不对。斯雷布雷尼察在此之前，一直是穆族武装在波黑东部的重要军事据点之一。这里的穆族武装以斯雷布雷尼察为依托不断钳制塞军进攻、威胁塞控区安全、甚至频繁侵袭从波黑塞控区通往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主要通道。

联合国斯雷布雷尼察保护区出现在1993年4月，当时塞军发动了旨在攻克斯雷布雷尼察的进攻。迫于塞族的军事压力，经过联合国斡旋当地穆斯林守军最后同意解除武装、保证不再袭扰塞族平民。1993年4月16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明确斯雷布雷尼察为联合国保护区。

也就是说当地的穆斯林军人最初是因为抵挡不住塞军的猛烈进攻，才会主动放下武器、混迹在当地平民里面寻求国际社会的庇护。而一旦塞族毁约重新控制斯雷布雷尼察，势必会对曾经作为战场上对手的穆斯林进行新一轮甄别、清算。以避免他们一旦返回穆斯林控制区又重新加入穆族武装继续与塞族为敌。

我不知道在大屠杀的死难者里面到底有多少是放下武器的军人、也不知道里面是否有人参与过对当地塞族平民的迫害。

内战中上演的，从来都是一幕幕同室操戈、以暴易暴。

所以，最后影片会留给观众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曾经的刽子手和曾经的受害人共聚一堂，今后的斯雷布雷尼察、或将由不同民族的孩子们来摒弃掉仇恨、抚平内战创伤。

战争使人们会一无所有，同样也教会人们去仇视或者拥抱你的敌人。

我相信大屠杀里面的刽子手们，最希望看见的就是幸存者们会留在废墟上开始新一轮的杀戮、在仇恨中生活一直到死去。这样的话，后来者才会去不断颂扬他们的杀戮、赞许他们的功绩。

苦难，会从仇恨中萌生。而和解，才会唤醒希望和新生。

二战期间，在前南地区也出现过严重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又重新医治战争创伤、携手共建出现过民族团结、和睦共处的局面。

但愿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苦果，能够涤荡内战的丑陋和人性中的贪婪。但愿穆族、塞族、还有克族的孩子们，今后能有机会共聚一堂、载歌载舞，来奠祭死者、抚慰生者。

会有那么一天。

没想到是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这个我最熟悉的西方当代史事件。2012年最消耗个人情怀的那次旅行，把我带去了那儿，见到了屠杀幸存者，去了小城外荷兰维和部队的营方废墟（和电影中的主场景一模一样），见到了片尾那些不知脚下发生了什么的欢乐孩童。亚斯米拉作为波黑最优秀的女性导演，这一次着重还原历史，而没再花心思树立女性困境。毕竟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斯雷布雷尼察之后为过来者编剧故事也同样是残忍的。

也就是说，无论《爱的旅途上》还是《格巴维察》，都是精美而忧伤的波黑伤痕电影，而《艾达，怎么了？》，则终于直接呈现伤痕的来源。

往下部分，可以当作”游记“，是我那篇2万字《波黑，雪与蜜之地》中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部分

斯雷布雷尼察，我想我会杀了他！

曾被萨拉热窝“山丘上那些人”控制的狙击区域，战后依然有一部分被划分给自治的塞族共和国，因此这座城市也就同时存在着一个游人罕至的“东萨拉热窝”。当然，这可不是什么东西柏林或南北尼科西亚，没有围墙、没有哨所，居民自由往来，几乎可以干脆把它唤作“萨拉热窝东城区”。只不过，像是某种历史遗留问题，要想坐大巴前往塞族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得舍近求远的跑到“东城区”。

我就从这里的Lukavica客运站，乘坐4个半小时的早班大巴，来到国土东部这座埋葬了近万无辜冤魂的伤城——斯雷布雷尼察。一路上，金黄松林、冷冽清泉、草甸羊群、木屋炊烟，让人很难将这些景致联系到焚烧的村庄、惨叫的少女和异地的身首。“漂亮的村庄就算烧着了也还是漂亮的”，电影《锦绣河山一把火》中，为被打死母亲报仇的塞族士兵点燃了儿时最好穆族小伙伴的村子；“他就像一个屠夫似的抓着喇叭筒，屠夫在杀鹅的时候，就是那样扭着脖子的”，小说《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孩子惊恐的看着闯入屋里的不速之客。影视文学一点都没对“内战景观”进行任何夸张。而这些村里的杀戮惨烈程度，都远不能与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这一战时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的屠杀惨案相比。

发生于1995年7月11日到22日、持续11天的清洗，是二战后出现在欧洲的最严重屠杀罪行。

作为屠杀纪念地的波托察里公墓，距离市中心6公里，与我同时抵达的来访者，除了一群到塞尔维亚进行交换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美国学生，就只有一辆挂着瑞士牌照的SUV，车里走出一家老小，女的缠着头巾，估摸是撑过劫难后移民国外的幸存者，和那些在瑞典、美国都能见到的波黑穆族难民家庭有着相似的悲剧故事。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几个大号红字，省略号说明着，8372只是“已知的、能对照出名字的”遇难人数，还有相当数量骸骨的DNA在等待校验，其中的不少估计将永远查无此人。另一块白色方碑的正反面，以波斯尼亚语和英语写着墓志铭，“我们向全能之神祈祷，望怨气换为希望，望复仇变为公正，愿母亲的眼泪变为祷告者，暴行从此远离斯雷布雷尼察和它的人民。”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鲜红的花朵从土堆里茁壮的伸了出来，近乎椭圆的一大围平整大理石板上，镌刻着8372……位遇难者名字和出生日期，按姓氏排开来。我特别留意着几个生于1980年，与我同龄的他们，一定也曾在初中呐喊着枪炮与玫瑰的摇滚，追逐着AC米兰的联赛58场不败，对学校的漂亮女生越来越有生理冲动，可他们的成长，却永远停止在了15岁。

美国大学生在墓志铭前围成一圈，安静而压抑的听着一名讲解员诉说不久前的故事。一位女生掏出手机试图录音，却被讲解员迅速制止，“我得竭力避免我所说的被传到youtube上，虽然这全都是事实，但这个国家依然有极端的民主主义者，无论塞族、穆族还是克族”，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屠杀幸存者解释道。

接着，他将我们带到墓园对面的厂房车间。大屠杀开始前，这里曾是400名荷兰籍官兵的营地，是执行联合国维和部队安全区的保障所在。如今车间里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墙壁，以及一些遇害者的遗物和生平简介。面前一扇玻璃窗里，陈设着一纸早看不清字迹的祷告词，相伴的生平故事关于1977年10月出生的Dzevad：战火日益迫近，家人依偎一起。斯雷布雷尼察成为联合国安全区后，生活容易了一些，Dzevad每天穿着一双几乎见底的破鞋去上学，成绩却还一直排第一。1995年7月11日，被带往森林的他，与妈妈告别：”是分开的时候了吗？真希望小时候你就离我而去，那样或许会少几年痛苦。”妈妈和姐姐一直盼望着17岁的他，有一天能回家，直至2004年1月被验出了DNA。

历史证明，在杀红眼的疯子面前，包括国际法在内的一切律法都是狗屁。那一年的7月11日，围困了斯雷布雷尼察近一年多的塞军，置联合国安全区的地位予不顾，开进了城里，2万多穆族难民只得躲入荷兰维和部队的营地。从那位幸存的解说员口中，我们得知，没有什么勇者力挽狂澜的好莱坞故事，哪怕一丁点荷兰人版的“辛德勒名单”故事都不存在。“鉴于自家士兵和一些法国人被扣为人质，荷兰方面只得致电北约总部放弃空袭计划，并用5000名穆族人交换了14名荷兰人质。在陆军上校道姆.卡勒曼斯与姆拉迪奇的谈判中，荷兰驻军最高指挥官自始至终害怕激怒这位强硬的塞军总司令。随后，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大巴驶来，将藏于基地里的穆族人带走，妇女和儿童走一边，成年男性走另一边的不归路。而荷兰人不久得以逃出生天，在克罗地亚庆祝胜利并随后在阿姆斯特丹被授予英雄，当然，或许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黄昏时，我去逛了一下斯雷布雷尼察主城区，道路干净、屋舍整洁，清真寺和东正教堂毗邻而居，孩子们在操场上呐喊追逐着一只皮球。如今整个行政区有着12000人口，绝大多数是塞族人，过去的穆族主人有着被法律重新认可的房产证，却没多少人返乡。至于当年逃难的幸存者家庭，几乎全数作为难民，永远呆在了瑞典、瑞士和北美了。

我像写日记般，用微博详述着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有人回复，“可惜今天又有多少中国人听说或关心过这一悲剧呢？遥远的波黑与我们有关吗？”其实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巴尔干从来都作为一种不堪的隐喻，而被排除在欧洲文明的范畴外。萨拉热窝客栈里的西班牙青年听说我去了个比较远的地方，问到：“那里漂亮吗？再告诉我一遍名字。”法国人听说过大屠杀，但也只表示：“那段历史挺愚蠢的。”当下媒体如此发达，也就意味着人们有着选择性吸收的自由，斯雷布雷尼察的名字，不属于大多数的旅游者。

萨拉热窝市内最大的天主教堂旁，有着一个永久的大屠杀纪念展。入口处是9年前曾在波黑电视台和全世界重复播放的一段恐怖录像，播音员提醒：“现在某位母亲将看到她的儿子，某位姐妹将看到她的兄弟”，接着6名穆族青年被一个个赶到一块空地上，塞军毒蝎部队的士兵从后面扣响了扳机。最大的空间，留给一位叫做TarkSamaral的摄影师，我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公墓的一间小屋里，看见过部分没署名的黑白影像，残破的洋娃娃、证物塑料袋上的一截铁丝网、墓坑里拉住遗体之手的白手套……这些或表意或写实的图片，都摄于屠杀暴行被曝光的几年后。还有一些记录邻里反目亲朋成仇的墙壁涂鸦，“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将毫无理由的杀死你”；“杀人是我的事，这事儿不错”；“联合国，联合个屁（UN,UnitiedNothing)”……

我与在沙发冲浪网上认识的AhmedParic约了晚饭，他和在萨拉热窝出生并长大的女友Esma一起赴约。这位银行职员的个人页面上写着，“从斯雷布雷尼察逃离并活着，愿意分享那的记忆。”由于自己从不是那种敢丢出狠心尴尬问题的好记者，也就从旅行见闻、波黑国家队最近表现等“普世话题”瞎扯着，直至一杯茶后，Ahmed直接表示，“那我就说说斯雷布雷尼察吧。”

“也是7月11日那天，斯雷布雷尼察土著Paric一家开始了逃亡，在波托察里荷兰维和部队的驻地被塞军强行分开。没有多少挣扎，爸爸和哥哥被拉上一辆卡车，别看我现在挺高的，当时由于发育得晚，14岁时还是班里最矮的个头，因此就跟妈妈和姐姐一辆车，开去了图兹拉，而我那些同班同学大多就永远没了。从图兹拉到战后的萨拉热窝，我们都一直等着亲人的消息。2008年，爸爸尸骨的DNA被验出，去年，哥哥也被证实遇害。”

沉默良久后，我勇敢问到：“银行里总有塞族同事甚至上级领导吧？你们怎么相处呢？”

“有的，但我绝不可能和他们交朋友。工作归工作，8小时之外，我不会参加任何团队建设和节庆活动。”Ahmed描述了他们这样幸存者的工作环境。

“后来，你们回过家乡吗？”

“我们在那里还有一套空房，妈妈回去过，由于当时执行死刑命令的大多是当地塞族警察，彼此都认识，她也就在大街上认出了其中一名凶手。那家伙竟然轻松的和妈妈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被吓得沉默不语。如果是我碰上他，并确认他参与过谋杀我的爸爸和哥哥，我想我会杀了他。”

我送了他俩一对筷子，Ahmed曾和女友下过中餐馆，“我甚至能用筷子夹豌豆呢。”分列时，他撩开他的裤腿，右脚踝上方竟刺着四个中国字——信心命运，那时在图兹拉等待爸爸和哥哥消息时纹上去的。Ahmed当然清楚这四个字的含义，而我也希望这双筷子能替代复仇的刀子。

回国几个月后，Ahmed从脸书上给我发来信息：Esma不再是我女朋友了，从今天起，她成了我的妻子。欢迎再来萨拉热窝。”

大屠杀纪念墓园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

作为屠杀幸存者的向导，讲解完毕后独自离开充满伤心记忆的维和部队营地

新一代的孩子，在满目疮痍的斯雷布雷尼察长大

摄影师Tark Samaral在大屠杀以后拍摄的作品

由于还有很多DNA没能比对出来，遇难者人数还不止8372

与我同龄的屠杀幸存者Ahmed Paric及其女友Esma

逃出生天后，等待着父亲和哥哥的消息，Ahmed Paric在小腿上刻下中文

战争对我们生活在和平时代的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存在，但它就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过，也正在发生着。阿依达就是这样一位生存在塞黑战争中的普通教师，因其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做翻译而更深入的了解战争究竟是如何在摧毁自己的生活，不仅是她，影片中与塞尔维亚军队谈判的维和部队军官、无法维护波黑民众安全的士兵、拥挤在安全区中的每一位平民，都无法为即将到来的灾难而抗争，而阿依达的心境，我是无法想象的，她是如何面对被带走的丈夫孩子，怀着什么心情回到战后的家中，又是何种心态让她找到了亲人的骸骨，真的无法想象。

其实我觉得，在战争中是没有绝对的正确或是错误的，双方都有愤怒的魔鬼，也都有脆弱的民众，双方都是在维护自己的正义，又同时行使着各自的暴力。

我们如今的生活是多么的和平稳定，但这样的和平之中，也正隐匿着战争的暗流，而且这样的和平并不是因为世界人民都向往和平而和平，而是众多的武器在维持的和平。

所以，愿真正的和平总有一天能到来，就从俄乌停火开始，这也是战争电影应该带给世界的。

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战争的态度。一战以前，虽然大仗小仗不断，然而在西方，从上到下对战争的态度远比如今积极。年轻人被鼓励参战，穿上漂亮的军装，被民众夹道欢送，还有姑娘们的飞吻和鲜花，如果能在战场立功就飞黄腾达。这样的对战争过度美化的憧憬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是第一次全民战争，战争不再是分工明确的活儿，职业军人和普通民众的界线变得模糊。战争的直接参与者范围阔大了，越来越多的平民意识到战争并没有征兵宣传和酒馆牛皮家们吹嘘的那么令人心潮澎湃。人们亲身体验到了，战争是缺胳膊断腿，是骨肉离散，是物价飞涨和饥馑，是不尽的白虱和传染病，是来不及掩埋的死尸散发的恶臭，是日以继夜朝不保夕的提心吊胆。

宁做太平犬不作乱离人，两次世界大战后厌战反战情绪一路高涨，近现代最能打的美国人也在越战时代喊起了make love not war。人民表示不要战争，无论如何都不要战争了。

战争这个始终与人类历史如影随形的巨魔，在核威胁下终于大规模偃旗息鼓。来自世界各地的文艺作品社会舆论每年不厌其烦地在封印上打卡盖章。LOVE & PEACE成了绝对政治正确。

而《艾达怎么了》一片的背景，波黑战争就爆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波黑战争时，我年纪还小但新闻里总提到米洛舍维奇，卡拉季奇这些名字真是想不记住都难。在欧亚大陆另一头发生的这场战争离我们太遥远，很多关于该战争具体的残酷的细节，也是进入新世纪后才慢慢被揭露开来。

斯雷布雷尼察屠杀固然耸人听闻，但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仅一年之隔在非洲卢旺达发生的种族屠杀在数量上更惊人。离斯雷布雷尼察屠杀在时间上相距很近的卢旺达大屠杀使得前者变得相形逊色。然而屠杀对于受害者及其遗属并不只是数字，当事人所受到的苦痛从来是不可比较的。

关于卢旺达屠杀有部非常有名的电影《卢旺达饭店》。在看《艾达怎么了》时我好几次都联想到《卢旺达饭店》，不仅仅是因为两者都描绘了针对平民的屠杀。而是两片都着重提到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无所作为。

这里我首先要替UN辩解下，UN从来就不是什么实权机构，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维持和平的松散组织。组织和联盟是有本质区别的，北约就算联盟，但UN不是。UN的维和更多是出于人道主义。当冤大头对抗地方武装从来不是UN的职责义务！但世人似乎很多都怀错信，觉得有UN在，那事情就有人兜底，总有大国们替自己主持公道。问题是，凭什么UN非要来给你兜底呢？

听上去很残酷，但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责任和义务是一对表里，没有义务也就没有责任。而道德从来不是责任。UN的主要资金来源都是长期和平不打仗的大国，对于贫弱战乱的小国UN更像是个慈善组织。

当然有人会说卢旺达的种族问题，巴尔干的分裂都是历史遗留问题，谁造了孽谁就该负责。可当殖民势力撤出，种族分裂已然形成时该怎么办呢？世界的车轮向前滚动并不不会为了只有道义占优的人而有所停留。

当艾达伸开双臂企图把丈夫儿子挡在背后的小房间里，朝着不想救助他们的UN维和部队怒吼时，我只觉得可怜，这就是把性命托付予他人的悲哀。维和部队来自其他和平国家，蓝盔士兵们在各自的国家有着各自的人生。片中给上校开车的士兵曾说道自己的妻子就要生产了，他的家庭和生活都在荷兰。凭什么要这些吃用本国人民税金的异国士兵为了一些素未谋面的异乡人去甘冒生命危险呢？战乱地区，维和人员自身难保的情况很常见。

看过《卢旺达大饭店》的观众都应该有印象，大屠杀恶化的一个拐点就是比利时部队的退出。而比利时人撤出的原因就是他们自己的士兵被杀了。图西族人和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族人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没有人愿意保护他们。

在波黑战争中，拥有着最多人口比例的穆族人却占着最少比例的土地，没有像样的军队，缺乏自卫能力。艾达因为害怕引来塞族熟人的仇杀，把家人的照片和丈夫的笔记本都毁掉。双手抱头被装牲口一样装上车赶进大礼堂被集体枪决的穆族老百姓难道不热爱和平吗？去跟塞族谈判的三个市民代表没有一个参与政党，校长只想教书，商人只想做生意，这难道还不够和平吗？但他们并没有逃脱被战争所害的命运。

什么招致了这些和平者的死亡呢？原因当然很多很复杂，但其中一个答案我们是避不开的——因为其他国家的人民也热爱和平，大家都不想卷进战争。

一战过后民众的厌战情绪高涨，所以纳粹德国撕毁德波互不侵犯条约时，英法虽然跟波兰有安全保证协议却还是全程装睡。谁想打仗呢，你是战争狂吗？当然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没有人比我们更热爱和平”的。顺从的犹太人排着队去洗澡。直到盟军打进集中营才发现，好家伙，还有这？可即便到了现在，头脑清醒的西方人都明白，盟军为什么会攻击纳粹，根本原因可绝对不是为了解放犹太人。哪怕文艺界再不厌其烦地拿着集中营做文章，也改变不了一个冷峻现实，拯救犹太人只是盟军顺便完成的一个隐藏的支线任务。

在二战吃到大苦头的犹太人，战后终于意识到钱赚得再多没有武装保护，那就是在帮下一个加害者赚钱。他们痛定思痛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从此世界上有了个名声在外，仇恨度不低，不讲政治正确，但谁都不敢惹的国家以色列。也许现实如犹太人，在德国人的浴室里醍醐灌顶，金钱未必买得到平安，委曲求全的爱与和平只会成为装点坟头的美丽鲜花。

近年来我经常看到欧洲人嘲讽老美听到石油就打鸡血，用纳税人的钱把美国人自己的子弟兵派到鸟不拉屎的异国他乡去欺负别人国家的老百姓。这种针对美国的嘲讽在全世界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可不带偏见地看世界格局，热爱和平的欧洲人对世界的影响正逐年减少。旧势力撤出的地带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真空。卢旺达屠杀，波黑战争其实都是这种真空导致的灾难。为什么塞族可以把比自己人口更多的穆族吊起来打？因为塞族背后有南斯拉夫，而其他两家只有UN聊胜于无的空头支票。比如片子开头总也等不来的空袭打击。

片子看到后面我不禁想，艾达的孩子们如果真逃进了森林打游击，存活率是不是比在难民营里来得高多了？有枪有炮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给了难民们不切实际的幻想，反而让本有一线逃生机会的人双手抱头交出了性命。这样的说法也许太冷酷太事后诸葛亮，但这里头有个道理是颠簸不破的——交给了外人的性命就不由自主了。

大马士革爆炸后，马克龙去叙利亚时被群众拦道抱住告御状，叙利亚人哭诉他们受够了贪污无能的当局，求法国人回来接管。马克龙表面上十分动容，心里算盘打得可响。传统殖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学美国人玩代理，驻军赔钱完了还要挨舆论骂，谁都不傻，这种接盘侠狗都不当。叙利亚的国泰民安干嘛要法国人来维持？

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大国都已经意识到了这点，谁也不想吃力不讨好。好日子不过，非要被自家白左媒体追着戳了脊梁骨骂，欠不欠啊？

你为什么不热爱和平？

在这样热爱和平的大环境下，生活在战乱地区的人会有什么遭遇是可想而知了。人们厌恶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但又无人愿意涉手，仿佛如今国内，哪儿有老人倒地立刻周围形成一圈真空，家里没矿都不敢扶。扶还能扶出一身麻烦来。法官要问你，不是你撞的你扶什么呀，你可怎么回答？

屠杀的受害者往往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屠杀的理由可以是千百样的，但归根结底其实就一个，谁让你那么好杀。UN的军官要赶走艾达的家人时，呵斥她“难道要把别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道德情操再高尚的外人终归是外人，没有外人吃饱了撑的为你去死。

金钱和委曲求全没有保护犹太人，但以色列的先进武器可以。

我们的世界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长期和平中，维持它的不是美丽动人的文艺作品，而是核武器。和平建立的基础不是绝对不战而是能战而不战。理想主义者鼓吹的单方面主动放下武装并不会带来和平，反而很有可能招来祸端。过犹不及的和平主义恰是对和平的威胁。

阿依达是一名受雇于联合国的翻译，她所处的斯雷布雷尼察是安全区，受联合国保护。1995年7月，塞军占领了当地，而民众则聚集在联合国的堡垒里外。阿依达在谈判中深知塞军的残暴，她想尽办法让儿子和丈夫进入堡垒。但在联合国军官对塞军的错误信任和无能为力，所有的民众都被以男女的方式分开。阿依达想要把亲人混入工作人员，也想要他们藏在堡垒中，但终究还是失败了。男人们遭到了屠杀，这就是历史上的波黑大屠杀。

这种战争电影的选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种，从一个边缘人物切入这场战争。我看到了阿依达的努力，一边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去尽职的翻译联合国军官所说的话，一方面又要试图去争辩想要挽救更多的人；但我也看到了阿依达的自私，在她知道的信息比其他人多的时候，她毅然决然的选择一次又一次利用职务之便去保护自己的家人，她无暇顾及规则和任何的他人，她奔跑的身影里全是焦急。可惜主角没有金手指，现实也没有特例和网开一面。

故事的结尾处理的特别猛，最后20分钟简直是电影最高光的一组镜头。男人们的处决，冬天回家的阿依达，挖掘现场和让人痛哭的尸骨门，回到学校面对下面的家长们的熟悉的脸庞逐渐失去笑容，台上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们…缓慢安静但非常有力量。阿依达痛哭崩溃的身影是众多失去丈夫的妻子和失去孩子的母亲的缩影，而付出惨重代价的妇女们甚至在漫长的岁月里都找不到亲人，在未来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去治愈和缓解。

波黑的这次战争是欧洲近代史上一次巨大的伤痛。无论是联合国军队的无能还是塞军的残暴虚伪，都在两个民族心中埋下了更多仇恨的种子。战争片的意义更多在和平，当我们直面这样的故事，我们就该意识到每个人都会是这位母亲，也都不该挑起战争。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让我想起了辛德勒，《辛德勒的名单》讲了一个拯救的是，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拯救，犹如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而《艾达，怎么了》（下称艾达）不属于这样的片子，虽然也涉及战争，也涉及拯救，但拯救只涉及到了艾达和她的家人，讲述了战争下，她以及她的家人如何去避开风险，寻求联合国庇护，此后又因为塞军侵入而不断逃亡的故事。

这是一个自私的故事，但战争中的自私是可以被原谅的自私，尤其在那种自顾不暇的境况中，能保护家人都已经十分不易了，作为联合国驻当地的翻译，艾达有这个权利，去和联合国的驻当地的军官谈条件，从一开始把困在营地外的家人们——她的丈夫、两个儿子——带进营地，到后来，塞军和联合国军达成协议，将在营地里的数千难民转移到塞军指定的地方，而后者则给予监视，保障平民的安全。

这期间，艾达尽可能的保护家人，不让家人被塞军带走，直到塞军搜查营地，躲无可躲，艾达痛哭，却无能为力，同样的，有很多和她熟悉的人想要获得帮助，她都无情的拒绝了，不是她不想帮忙，而是她没办法帮忙，辛德勒固然可以利用自己的工厂，来保护犹太人的性命，同时，他也是德国人。但艾达不行，她只是一名翻译，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而她所“投靠”的联合国驻军，人数更是少得可怜，除了和塞军首领谈判，别无他法。

可能明明知道塞军会做什么，但却无法阻止。

保护了艾达的家人，驻军的安危就会受到威胁，不去保护，艾达又不依不饶，这样的一个对家人安危执着的近乎神经质的角色，用她自私的，纯粹的爱，去面对战争最残酷的一面，这可能是大多数战争里的“配角”所会做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