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勺子

傻子为什么要赖上拉条子呢？因为拉条子也是个“傻子”，不然，他怎么会给一个傻子吃的住的，还狠不下心赶他走？
    
    从“招领启事”到“寻人启事”，好多聪明人围着一个傻子转，但那么多聪明人也没有回答出拉条子的问题“为啥他们都要一个傻子，为啥他们要为了一个傻子来骗我？”到底为啥呢？因为“人生就是这样”，他们都太聪明了。

    大头哥比这波聪明人更高一筹，他是精明人，可他遇上了拉条子这个“傻子”，那么精明的人，骗到手的五万块，竟然还是被这个“傻子”要回去了，他太倒霉了。

    金枝子也和她老公一样“傻”，以为嫁个老实人就好了。可当他们被骗、有家不敢回、回家怕开灯，还被拉条子打屁股时才明白“都说你是个老实人，嫁给你不受罪，这还不受罪？人好有啥子用，人好净受欺负，人好都没得好报的。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做不得好人啊！”

    唉，说这么多也不知道我到底要说啥？想起电影里两个点：

    一个是傻子在他家安住下来后帮拉条子搓绳子，镜头从拉条子手上顺着绳子一直移到傻子手上，好像他们两个从此就被这根绳牵到了一块。结果，晚上傻子就被别人（骗子）领走了，连那件毛皮大衣都没来得及穿。

    另一个是结尾处，拉条子戴上了傻子没带走的的那顶遮阳帽，被一群小孩追赶嘲笑着，就如以前他们嘲笑那个赖上他的傻子一样。那一刻，他是不是真的以为自己成了傻子？而我，也有点看傻了。

    现实里，我是一个傻子吗？你呢？

    但有一点我还是明白的，就算再有一部《甄嬛传》，陈建斌也不要去演什么皇帝了，他做个导演挺好的。

（原载于《南都周刊》，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一个勺子》是近年国产电影的异数，不管从影像风格上还是表达内容上，你都无法对这部影片有一个准确定位。它有着独立电影不加抛光的生猛，却一点没忘调动起类型电影的技法；它让你看完电影有话想说，但又逼着你往深一步琢磨不沉溺于流俗的话题。它绝不是双眼紧盯观众钱包的院线大路货，可又生怕你没看明白，掏心掏肺地对着你声嘶力竭。

影片开场直接入题——当一个普通农民莫名被一个傻子死缠烂打地尾行，会发生什么事？这段戏拍得很有欺骗性：无配乐，大段抖动强烈的长镜和生活化场景，镜头间的剪切点也似乎很随意，怎么看都像是又一部独立电影大师的实验作品。但不同于艺术片常见的叙事碎片化或者干脆去叙事，这段戏的故事又很明确，甚至连类型片中让观众热热身适应黑暗环境的时间都不给，像个绑匪似的硬把你架上车。等你慢慢回味过来时，故事的第一幕已经快结束了。陈建斌为了让观众感同身受主角拉条子的无奈，甚至直接上来一个远景定机位长镜头，逼着观众目睹跟踪与被跟踪的两人慢腾腾地出画入画。这种煎熬的体验，可比什么5D影院要来得真切多了。

如果再多来几段这种风格的戏，保不齐傻子还没送走，观众就先走光了。好在陈建斌收敛了，硬砸出了开场，后面的故事反倒可以静下心娓娓道来。拉条子赶不走傻子，又怕傻子出事，只能一边养着他一边找他家人。此时，故事的另外一条线带出来了：拉条子托城里的人精大头哥给坐牢的儿子减刑，刑没减成钱砸进去了，拉条子想把钱要回来。这条副线不仅跟主线形成了两组追和被追关系的对照，而且在风格化上耍了小聪明。王学兵演的大头哥基本只有侧后方的镜头，他与拉条子的对话也全部都是在车上完成，不管是删了戏还是开始就这么打算，反正几组上车下车的重复对照下来，嘲讽的意味倒比老老实实正面对话更强烈了。从这部戏之前反复调档的波折来看，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好不容易，大头哥带来了傻子的“家人”，拉条子送走了傻子，却又连续来了好几拨人找拉条子要傻子，拉条子为应付他们的敲诈而疲于奔命。这时大家都看明白了，这是有人借傻子设骗局讹他，可偏偏他自己执迷不悟。忙活了半天，观众和拉条子都明白了：在这个人人精明利己的世上，拉条子才是这个勺子（傻子）。故事讲到这份上，开场预设的写实风已经被大量快速剪切、虚实结合的交叉蒙太奇以及意味深长的主观镜头给打破了。原本以为看到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大西北原生态，看到最后发现是披着张陈年老皮袄的小剧场话剧。

其实，陈建斌想表达的主题绝不是类似《盲山》《天狗》这样依托于现实的强烈批判，而是试图将人性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更加抽离出来，来讲述一个有社会实验性质的寓言，其实更类似卡尔维诺的《黑羊》。实在不是他的预想，荒诞才是真的目的。单看戏的话，这个目标毫无疑问已经达成：拉条子就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天真汉，背负着极端的个性，又被推进到极端的情境中，他恍若一面镜子，把周围人精得冒烟的复杂心态照了个透。而在每一幕的节点，又时不时让一个角色以莎剧丑角的姿态登台，拿一句跟西北农村极度违和的“这就是人生”作为区隔，真是活学活用，把舞台元素耍了个透。

在最后的高潮中，最傻的拉条子一番执着的追问无意中把最精明的大头哥给蒙了，大头哥竟然主动把吞下去的钱吐了出来。最傻和最精明的两人无形中易了位置，荒诞和讽刺在这一场戏被推到顶点。

然而，这个故事能立得住，做出抽离感是很要紧的，因为哪怕故事按现实逻辑有再多的不合理，只要能进入其自身场域，逻辑自洽就没有问题。在这个关口，开场铺垫的自然主义风格就会出来捣乱了，每当你为后面的跳脱而入戏时，前面的影像却总在提醒你“这似乎是写实的”。一旦你被这冒头的打岔勾走，在主题的理解上就始终会被诸如“傻子为什么要跟着他走”、“带走傻子的到底是不是他家人”这些琐屑纠缠。最要命的是，一旦现实逻辑介入了这极端情境，连最后大头哥还钱这幕高潮的合理性都会遭到很大质疑。这方面，其实可以借鉴荷兰导演亚历斯•冯•华麦丹的作品，同样是高度荒诞与寓言化的故事，尽可能把背景模糊，不要让观众琢磨“为什么”、“怎么会”，而是直截了当地把故事摆在面前，愿者上钩，爱咋咋地。

不过，处女作就能交出这份成绩，而且又切切实实地说了个颇有意味的主题，陈建斌的导演事业还是颇为可期。这部在内容上抽离、影像却偏写实的割裂之作，等到陈建斌的导演风格成熟后再回头看，或许就像是让蔡尚君翻拍了《放大》，请王兵重导了《鬼子来了》一样，诸种文本嵌套后反倒更有趣味。

     2014年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一个勺子》在2015年台湾金马奖颁奖前夕公映了。这形成了一个自带隐喻的轮回，这事儿要怪就只能怪王学兵。不过塞翁失马，由于不得不对电影中王学兵的镜头进行回避，所以影片有王学兵参与的情节，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是他的后脑勺，还有那个照着陈建斌渐行渐远的汽车倒后镜，这是电影里最有趣的镜头。当然，导演陈建斌肯定不会觉得有趣。

    另一个塞翁失马的地方是，由于影片吊足了观众的胃口，所以我买票的时候发现，居然场场爆满，对于一个文艺片，这绝对是个不小的成就。看来全城的文艺青年倾巢出动了，特征之一就是独自来看电影的人特别多（比如我）。不是说文艺青年都是单身狗，而是说独自看电影的行为意味着观众没把看这部电影当做社交活动。

    了解这部电影和它的台前幕后，我的感受是，无论是戏里戏外陈建斌貌似都在诠释同一个角色：一个勺子。
    
    对陈建斌刮目相看
    
    最早知道陈建斌这个演员源自于一部电视剧，他和朱媛媛主演的《我亲爱的祖国》。这是部主旋律电视剧，讲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批海外学子如何求学以及如何冲破阻挠回国的故事，原型自然就是钱学森那批科学家了。电视剧拍得很正，陈建斌和朱媛媛的表演也有些做作。然后他又接演了《乔家大院》，算是红了。说实话，这两部戏的格调我都不是很欣赏。因为长得太过苦大仇深，所以不能像他的老乡李亚鹏、王学兵那样，走小鲜肉的路线早早走红。当然这是我的印象。

    后来我跟一位很崇拜陈建斌的文艺青年交流，才知道陈建斌走红慢不仅是颜值问题，他的性格也挺成问题，和他的长相一样，比较凝重。简单地讲陈建斌是个对艺术有追求的人，当然你问哪个明星他们都不会说对艺术没追求，但从行为上你能够判断哪些演员更加爱惜羽毛。据说陈建斌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并没有学别人那样当北漂，而是服从分配回到了新疆老家的话剧团。拿着几百块钱的工资，演着乏人问津的戏剧。即便混成这样了，他还能拒绝自己不喜欢的戏。后来陈建斌又返回母校读研，算是又回到了主流圈子里。而出演电视剧，是因为他已经揭不开锅了。

    那位文艺青年崇拜陈建斌，是因为他参演了孟京辉的戏剧。孟京辉在先锋戏剧圈的地位就不必说了。不过对于我这种庸俗的电视剧迷来说，对陈建斌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一位电视剧演员上面，后来那个面无表情的雍正皇帝加深了我的这一认识。而这一看法到去年的金马奖被扭转了。

    在金马奖上，陈建斌不仅凭借《一个勺子》获得了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角，同时还凭借钮承泽导演的《军中乐园》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可谓大获全胜。因为电影《一个勺子》当时无缘得见，所以我先看了《军中乐园》，他在里面扮演一个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官，和陈意涵扮演的失足妇女阿娇上演了一场虐恋。这次表演极具爆发力，令人刮目相看。
    
    文艺青年本色
    
    在去年的金马奖领奖台上，陈建斌念了一句诗，据说是来自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安德烈·布勒东，据说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的舞台说明书里有这句话。“超现实主义”、“荒诞派”，这些大词儿一出，基本上就把陈建斌的个人喜好和艺术追求给框定住了。

    演而优则导，这是很多演员的追求，不过能导出什么样的电影大不相同。徐峥选择了喜剧，赵薇选择了怀旧，徐静蕾选择了小清新，这都是兼顾商业与个人喜好的选择。因为有商业考量，艺术上的成就有限。当然也不排除能力的问题，所以当徐峥想在《港囧》里表达点个人感受的时候，就让影片变得有些违和。这里面姜文是个例外，他开始拍片的那个时候，电影市场很不景气，导演反而能够不必顾虑票房，尽情地表达自己。展露才华的姜文获得了更大的创作自由度，这让他到如今的市场中也有任性的本钱。这是现在打算做导演的演员所不具备的优势。

    陈建斌的选择拍摄的是一部注定和高票房无缘的文艺片。他的这种选择，在这个连那些大导演都把持不住的商业海洋里显得很珍贵。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对自己毕生所学的东西的一点交代，既然从事了一行，总要留点有意义的作品。有个我很喜欢的作家叫李海鹏，如今是一本时尚杂志的主编，之前是一家著名报纸的记者，而在这两个身份之间，他抛开一切隐居起来创作了一部小说，因为这才是他一定要做的事，和这相比，其他得失不值一提。

    在陈建斌的选择中，我多少能感受到这种需求。而由王学兵吸毒事件给影片上映带来的困境，又给陈建斌的选择增添了一抹悲壮：“发生了很多变化之后，使我思考了很多问题，我觉得如果一件事情，仅仅只给了你正面的影响，也许在你生命中留下的印象没有那么深刻，就是因为后来发生了许多事情，我觉得在大家看来不是很好的事情，很多坎坷，让这部电影对我的意义就变得非常重大，因为我从挫折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在成功中学到的东西，我觉得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我，而是我们剧组的每一个人，都会咀嚼这个痛苦，都会咀嚼这个坎坷，我觉得对我们后边再做一部戏，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一个勺子的故事
    
    恕我偷懒，把官方的剧情简介复制一下：影片讲述了陈建斌饰演的农民拉条子在镇上遇到一个讨饭的傻子（西北方言里称为“勺子”），傻子跟着他回了家。拉条子贴了寻人启事，不久有人认领了傻子。紧接着又有自称傻子的家人陆续出现，说拉条子把傻子卖了。麻烦接踵而至，拉条子自知上当受骗却有口难言。他想不明白，好事怎么就成了坏事？他开始以一位农民最淳朴的办法想自证清白。而为了寻找傻子，他成了另一个到处缠着别人的傻子。

    很难给拉条子这个角色归类。说他老实，他花钱走后门给自己的儿子减刑；说他善良，他受了委屈拿傻子和老婆撒气；说他圆滑世故，他又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最终也没有抛弃傻子；说他愚蠢，他又执着地去思考，想寻求一个答案。可能小说作者胡学文的评价更为准确：“我写的人物多是卑微的，没有社会地位。我觉得，如果他们身上连这种执拗的劲头也没有，那么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便很难生存，执拗是他们在这个世界生存和生活的惟一武器，这正是我欣赏的。” 卑微和执拗，这是拉条子的本色。

    拉条子就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角色。代表体制的女警和村主任对他的遭遇漠不关心，代表社会的大头哥和小卖部老板则无时无刻不想榨取他，而周遭人都视作烫手山芋的傻子，却成了骗子讹诈他的工具。拉条子没爆发，也没顺从，他困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想要一个傻子：“如果傻子是一只羊，倒是可以换钱，现在一头羊贵得让人不敢相信。如果傻子是一条狗，可以吊死吃肉，狗肉大补，有条件的谁不想补？听说吃狗肉须提前一周预订。如果傻子是个女人，也有些许用处，哪个村子没几个光棍鳏夫？如果傻子是一棵枯树，可以劈开烧火。如果傻子是一根绳子，可以拉套。如果傻子是一把扫帚，可以扫院。如果傻子是一个酒瓶，可以当废品卖掉。如果傻子是什么药材，可以治病。如果傻子是一只麻雀，也能给城里人烤了吃。如果傻子是一坨粪，也可以沤肥哩。”

    拉条子纠缠每一个人，试图找到答案，但没有人有答案，他们只能回答“生活就是这样”。对大多数人而言，生活就是这样，适应或者离开，思考为什么是自寻烦恼。甚至人们不相信拉条子真的是在思考哲学问题，他们觉得他别有用心。帕斯卡说，人是有思想芦苇。当拉条子产生疑问的时候，他就有了灵魂。

    悲哀的是，拉条子懂得了思考，却没能力找到答案。找到答案谈何容易，大天才维特根斯坦也痛恨自己只是半个天才（还让不让别人活了），他说他的才能只够他开始思考，却不足以找到答案。就像一个提着灯笼探寻漆黑楼道的人，走到半路灯灭了，四周一片黑暗，让人茫然不知所措。尽管二者的困惑有天壤之别，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伟大如维特根斯坦和卑微如拉条子，都想审视一下这个世界。然而在不打算困惑的人眼里，拉条子就变成了一个不懂事的“勺子”，而在他自己眼里，这世界变得荒诞起来。
    
    电影映照现实
    
    多年来，陈建斌一直尝试着写剧本，然而他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故事题材，直到他偶然在《人民文学》读到了中篇小说《奔跑的月光》。这部小说我看了，严格地讲，只是一部挺优秀的作品，并不出众。但很显然它打动了陈建斌：“我选择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它的结构。就是说，你认为有一个傻子，他跟着你，你想摆脱他，但你就是摆脱不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傻子想象成你身上的一部分东西，就是当你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常会觉得自己身上有些东西真的很傻，这些东西（让你）吃了很多苦头，但是你甩不掉这些东西，因为人要战胜自己是很难的。假设终于有一天你战胜了你自己，甩掉了身上那部分你认为傻的东西，难道这就是好的吗？你终将变成谁，那个人还是不是你？这是第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曾经认为你身上不好的、傻的那一部分，是不是全无价值？还是里面包含了一些价值，只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变成了别人眼中过时的、落伍的东西，别人说来说去之后，你也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你才决定把他扔掉？这些才是我最看重这部小说的原因。”

    回顾陈建斌的演艺生涯，你就能明白他青睐这部小说的原因，他也试图对自己身上与社会格格不入的部分寻找答案。是承认“生活就是这样”，还是质疑“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一个傻子”，最终陈建斌找到了这个载体。都说每一部处女作都是导演对自己过往青春的交代。有的表现得很明显，比如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赵薇的《致青春》。《一个勺子》看上去不那么明显，但正如前面所说，影片的主题是陈建斌想给自己的成长经历找个答案。而细节上，影片对小说最大的改动就是把背景移到了陈建斌更加熟悉的西北，这让他表达起来更加自如。男女主角拉条子和金枝子，就是西北版的“志明与春娇”。而拉条子这个角色，就是陈建斌的自画像，也只有他演绎起来最为得心应手。同样如鱼得水的王学兵也给出了自己最好的表演，但很遗憾，他自己把自己给毁了。
    
    一部悲剧电影
    
    客观地讲，作为一部导演处女作，影片有些用力过猛，缺乏那么一点克制。比如那个开放式的结尾，红色的镜头让人想起姜文的《鬼子来了》。不过陈建斌对于开放式结尾很满意，或者说他也实在没有一个能给电影收官的答案：“当人们需要帮助时候，伸出援手难道不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吗？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对内心中的东西，产生了怀疑。我不能给出答案，我只是一个导演，我只能提出问题。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疑问的时候，我们的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但我也没有答案，谁会有这个答案呢？”

    这部影片最大的价值就是，它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困惑，一种悲哀的东西，这是中国电影里不多的。中国电影多的是苦情，而不是悲剧。学者周濂在探讨中国电影、尤其是冯小刚电影的时候谈到：“中国之所以没有悲剧，是因为站在伦理生活的视域里，所有的屈辱、苦难和不幸要么来自一地鸡毛的伦常纠葛，要么来自晴天霹雳的无常命运，前者的道理说不清楚，后者的道理没处可说，于是乎中国式好人对于‘为什么’的追问最后只能化约为认命。这样一种自我阉割的处理方式导致中国式的‘好人电影’传达的无非是些逆来顺受、小富即安、没事偷着乐的小农理想和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心理。”

    而在陈建斌这部处女作中，我们看到了悲剧的东西在里面，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村上春树说：“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对于文艺创作者来说，选择站在哪一边的前提是有选择权。也就是说当作者既可以站在高墙一边，又可以站到鸡蛋一边的时候，选择鸡蛋才是可贵的。作为成功的演员，陈建斌显然是有这个选择权的，而他仍然选择追寻内心，拍摄一部不迎合、不讨好、颇具黑色意味的文艺片，这就不能不让人想到那个烂大街的词儿——情怀。何况，这部电影完成得很不错。对了，忘了说他在金马奖上念的那句布勒东的诗歌：“我已找到爱你的秘诀，永远作为第一次。我把这句话，送给艺术和生活。”

    到底怎样算作是痴傻，怎样算作是聪慧。有时，这不是智力范畴内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被用来描述一种处事法则。很多词汇的概念与含义，一旦到了中国就需要重新翻译，最终滋生出一种别具特色的潜含义。中国语境当中的执着和较真，通常被人讪笑作痴傻；而狡黠和圆滑则被赞美为聪慧。你看，有时候，褒义与贬义，在中国的标准暧昧而游移。
    
    字面上的褒贬，谁都能区分，但他们更明白，文字意义上的褒贬与现实生活层面的利害，有时相互冲突。由此，我们必须选择一种实用主义的从事方式进行生活，但又总是把有些猥琐不堪的行为用暧昧的辞藻进行一次语义转换的包装。
    
    所以，当你叫一个人傻子的时候，就有了复杂的况味，它夸赞了一个人，本分、老实、值得信赖，但同时也辱没了一个人，因为他愚钝、笨拙、不谙世事。很多事在中国需要按照潜规则去做，按照明规则去说。这是生存之道。
    
    陈建斌饰演的拉条子，就是一个不懂得生存之道的人。更麻烦的事情在于，他放弃自己生存之道的同时，还总想把一切彻底搞明白，这样一来，就会戳破别人小心翼翼构建的生存之道。所以，人们厌烦他，躲避他，欺负他。他生存境况的困窘，来源于他总想把明规则和潜规则彻底打通，变成一条规则，把明面上说的话和暗地里做的事统一成一套系统，但他所处的环境，每个人都有两套语言法则，两张面孔，两套价值体系，根据所遇到的情况，随取随用，用后即抛，毫无心理负担。但拉条子不行。而在那个世界里，只有傻子才只会使用一套系统。
    
    从文本结构上讲，这部电影过于文学化了。它有一个毫不掩饰的首尾呼应的闭合结构。陈建斌遇到了一个粘着自己的傻子，一系列荒诞的事件之后，最终，陈建斌自己却成为了傻子。这其中的隐喻有些过于明显和直白，所以，如果从艺术片的标准去衡量，这不太高级。但从故事本身来看，这电影想要表达的内容很有意思。

    《一个勺子》中的每个人物都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精神状态中，看似朦朦胧胧，难得糊涂，但实则精明透顶。对于生活，他们只攫取自己需要的、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部分，而对于实用性之外的一切，高于生存和物质哪怕一厘米的东西，他们都尽力避之不提，视而不见。这群人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绝不多嘴多舌，从不追根问底。

    比如村长，一个看人下菜碟的典型，对于是非曲直，他不太关心，关心的是是否给自己惹事，是否对自己有利。他在羊圈门口指着拉条子说，“你卖人呢？”但你很快就会发现，他指责的其实不是这些，重点在于“你还独吞。”你看，如果你给他分一些，那这事就是另外的性质。对于他来说，事情的对与错，在于与他是否有利益相关性。

    再比如，那个派出所民警，她所做的就是倾听，记录，给拉条子倒杯热水，超出一点都不会多做，这一切都还具备很现代化的说辞，“傻子也有公民权”。她不帮助傻子找家人，也不想太费心思去查找那些前来诈骗的嫌疑人。她就在那间几平米的办公室里，就坐在椅子上，这是个有趣的象征，她是固定的、雕塑化或者吉祥物化的、无实用性的，一种txt格式的存在，而不是可以运行的exe形式的存在；再比如大头哥，只看重利润、资源和人脉，其他的都像个笑话，他富有但仍然焦躁、恐慌，他的财富并不稳定，内心更无处安放。

    这三个人代表了中国现实中三个人群的侧写，民警代表着体系内，大头哥应对着社会人，村长就是底层的民间。而全部这些人，都是空心化的，过着一种木讷的生活，完成工作也好，赚取钱财也罢，都是机械式的反应，大脑被自我取缔了，反正也不需要运转，运转就会产生麻烦和痛苦。而那个乡村小卖部的老板，一直在念叨着“人生就是这样。”这句哲学版片汤话成为了对那些人的座右铭：想不清的不想，接纳，顺从，从中寻找利益。这就够了。

    对于他们来说，嘴是用来吃肉的，最好少说话；脑子是用来算计的，最好少思考。这里面的所有人都弃绝了精神，只供奉肉身。但拉条子做不到。他一直想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自己什么都没做错，但最后却好像就只有自己一个人错了。所有人都超然物外，只有拉条子置身事中。他老婆金枝子卡在了拉条子和那些空心人之间。想想，可能她最悲哀。

    拉条子有他的信仰，一种在他看来执拗的，属于好人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的信条，他认了后果也就是了；而空心人也有他们的信仰，利益、物质以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也不痛苦。但金枝子成了牺牲品。她没办法彻底弃绝人性中的光芒，有时甚至比拉条子还要善良，但她也没办法彻底变成和拉条子一样憨直，她接通了世俗，但又无法彻底世故。用哪个标准要求自己都于心有愧。更何况，她还有一层本能的母性，那个真正的傻子进了门，就莫名地喊妈，找她要吃的，思念儿子的坑突然也被填满了。

    《一个勺子》的故事发生地被设定在乡村和县城的结合点，中国社会转型期完美的横截面，这里的一切都粗粝、现实、不加掩饰却又充满矫饰，有着满地的尘土和满眼的广告。在这个人类史上前所未见的转型期中，有些人自以为是，有些人不明就里，有些人把这种转折看做一次机遇，有些人只能沦为食物链的底端。人们在里面你争我抢，耗尽了人性中一切温润的部分。你不能粗暴地把电影里那些满脸疲态，眼神势利的人都归纳为失德者，他们就是空心化。在各种现实的挤压和飞速的变化下疲于奔命。对于这样不知所终的人们，你又怎能矫情地要求他们充盈呢？拉条子家里那群呆萌又肮脏的羊成为了这群人最好的镜像。每个人都在迷途。
    
    那么，到底谁是傻子？那个智力上确实存在缺陷的人，是所有人公认的傻子，但除了他之外，其他的人，你很难说到底谁愚笨谁聪慧。你说拉条子傻，显然他是善良，但你说他精明，他又过得如此不堪；你说那些空心人傻，他们又如此精明，在生活里游刃有余；但你非说那些人聪慧，他们又像猪一样永远无法抬头看天。这一点最悲凉，一个扭曲的环境中，价值标准会变得混乱，混乱之后，人们为了活着，就不再有人的形态，我们像一滩污水一样可以随意迂回，因时就势，以求得自保和利益最大化。最终，我们加害于他人又反过来加害了自己。每个人都冲着别人喊傻子，每个人也都听到别人喊自己傻子。
（文/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