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儿

这个电影。是我和男朋友去看的，从开始到结束，都平淡的没有一丝高潮起伏。开篇，就三个字，宝贝儿。结束时杨幂坐在那里，看着手里的纸。同在看电影的其他人，都在说，这是什么结局，突然就没了，我却哭的稀里哗啦的。甚至我觉得自己有些矫情。他所讲述的，都在里面，想表达的，想反映的，也都在其中。江萌的固执，中间有一段，我记得她说，她可以救活的。无论对方说什么，她都在说，她可以救活的！说了多少次，我不记得。我看见她的眼神里，对生命的肯定，对那个小家伙的执着。她可以不顾一切的，把小家伙抱去医院，却面对警察的时候，她连一句谎话都说不出。养母被送去养老院，她们坐在一起吃饭，就像从前一样，画面定格，突然间懂得那种无声的凄凉与无可奈何。他们之间的对话寥寥无几，却都是在为对方的未来做打算。江萌说，妈，谢谢你养我。我哭的泣不成声。这大概就是谁都无法阻挡的现实。就算是选择坚持，也要不得不屈服。可能，会有人不喜欢这种电影，但我相信，看过的，看懂的，都会为之感动。

看到很多网友说《宝贝儿》是美化天津无肛女婴“小希望”案件，是美化陈岚，于是给电影打了差评。

《宝贝儿》里的女婴（暂且称她为小徐）和小希望都是先天无肛，两位婴儿的家长都是放弃救治，再加上《宝贝儿》女主角江萌和陈岚都是偷走婴儿，最后两位婴儿又都离世了，这两件事有太多共同点，以至于“《宝贝儿》美化陈岚”的评论的误导性太大，从而得到大量网友的支持。

事实上，这两件事表面上相似，但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小希望的情况非常严重，不能保证手术成功，假设手术成功也只是延长生命，并不能治愈，是医院建议家属放弃救治。

因此，陈岚救治小希望有一种道德绑架的意味，毕竟是医院建议家属放弃救治的。

但小徐不同，她的病并没有达到无法治愈的地步，是可以治愈的。

警察说，徐先生有救她或者不救她的权利，但他没有说，这种病是治不好的。

对小希望而言，只有快点离世和慢点离世两种选择；但对小徐而言，她还有存活、长大的可能。

第二，陈岚是毫无医学常识，私自给小希望喂奶，导致小希望病情更加严重，是在帮倒忙。

而江萌是偷走小徐，把她带到医院让医生救她，她不但没有让情况变得更坏，反而如果不是她，徐先生根本不可能带小徐去做手术。

虽然小徐最后还是离世了，但这至少是所有人尽力之后的结果，并不代表当初就不该救她。

顺其自然，是竭尽全力后对结果的不强求，而不是两手一摊的不作为。

是尽力救治小徐后的不后悔，而不是眼睁睁看着小徐等死。

第三，陈岚救小希望的目的是炒作、涨粉、塑造一个爱心人士的形象，目的非常不纯，但江萌是一心一意为了小徐，没有二心。

《宝贝儿》表达的思想是，中国每年有100万缺陷儿童出生，不能因为他们有缺陷就放弃救治，眼睁睁看着他们等死。

这个出发点肯定是没问题的。

至于陈岚，她恰好是一个反面教材，是一个个例。

不能因为有她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就否定所有人救治缺陷儿童的行为。

举个例子，扶老太太过马路是美德，小明为了扶老太太而扶老太太，明明老太太不需要过街，他还非要把老太太扶过去，从而成为扶老太太过马路的反面教材。

但小明是一个个例，并不代表所有人扶老太太过马路都是错的。

后来，有部电影是讲主角尊敬老人，扶老太太过马路，于是网友说：你这不是在美化小明吗？

用一个反面教材，来否定所有正面行为，自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江萌在乎孩子的生命，却被当成干涉别人的家庭。

她把孩子送到医院，人们却说她拐卖儿童。

讽刺的是，她生活艰难，却处处为他人着想。

而那些嘲讽她、反对她，说电影三观不正的人，却连帮助别人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人们觉得缺陷儿童救活了也没有未来，就应该让他去死。

于是，人们尊重“徐先生们”决定救或不救孩子的权利，却认为“江萌们”是多管闲事。

是啊，身为缺陷儿童的江萌，长大后的确像徐先生说的“没有未来”，没有文化，也没有金钱。

她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了人性、善良、正直与爱心。

江萌、小军、小军的残疾人朋友，的确生活非常艰难，但他们不同样活得好好的吗？

徐先生说小徐没有未来，他的考虑有一部分是对的，但并不全对。

缺陷儿童长大后可能的确很苦逼，会自卑，甚至会轻生，但同样可能会像江萌那样热爱生活，并且帮助更多与自己相同的人。

甚至，正是因为江萌曾经是个缺陷儿童，所以才能在小徐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她感谢抚养自己的养母，所以也会义无反顾的救治小徐。

想要救治小徐的，不是医生，不是警察，不是她的亲生父母，而是和小徐同样有缺陷的人。

你救了她，她长大后就可能会回馈社会。江萌找对象不在乎对方有没有车房，也不在乎对方有没有离过婚，只看他愿不愿意照顾她的母亲，这么孝顺的人哪儿去找？

她知道自己先天残疾，所以对辛苦抚养自己成人的养母更加感激。

缺陷儿童长大后可能生活会很困难，可是，选择活着与否是他的事，但你首先得给他选择的机会，救治他，养大他，他才能自己选择是否活着、怎样活着。

澳大利亚人尼克·胡哲就是个典型例子，他天生没有四肢，但他会冲浪、游泳、溜滑板、踢足球、潜水……他还读完了大学，并获得会计与财务规划双学士学位，成为全世界最励志的人之一。

如果他能对1982年12月4日那一天的父母说一句话，他一定会说：我想活下来。

如果江萌的父母在考虑是否丢弃她的时候，她也一定会说：我想活着。

甚至我相信，任何一个先天缺陷的儿童都希望父母能延续自己的生命，而不是私自决定他的生死。

《宝贝儿》的确有很多缺点，所以我只给了三星，但我认可它的立意、题材、思想、三观。

早在八月中旬，刘杰导演的新作《宝贝儿》入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展映的海报乍一出炉，便在影迷圈炸开了锅。大家都纷纷感慨，有生之年竟能看到杨幂与侯孝贤的名字同框，着实是活久见。而与此同时，《宝贝儿》所聚焦的“弃婴”这一争议性话题也备受关注。

据2010年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大约有弃婴10万名，较上世纪80年代的5000名、90年代的5万名大幅增加，其中大多数是残疾儿童或女童。而2010年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显示，寄养在非亲属家庭与其他供养方式的孤儿占到孤儿总数的17.9%。弃婴问题，绝对是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而大家最为关心的是，向来观众缘极差的“大幂幂”，这次是否真的得偿所愿摆脱了演技灾星的头衔。

近日，随着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开幕，我们也终于得见了入围影片《宝贝儿》的庐山真面目。这部颇受争议的新作究竟品质如何，作为第一批观众，我首先便可以来回答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这次，杨幂的演技真的炸裂了吗？绝对没有。

那杨幂在《宝贝儿》中的表演达到角色要求了吗？我也敢说，绝对达到了。

回想这一年，我们最常将“演技炸裂”安放在哪些演员的表演中呢？比如《小偷家族》中的安藤樱，仅仅一段固定的凝视长镜头，便将人物内心对成为母亲的渴望与残酷现实的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遗传厄运》中的托尼·科莱特，用“歌剧式的表演”将恐惧感传递给银幕前的观众；再比如《犬舍惊魂》中的新晋戛纳影帝马尔切洛·丰特，不动声色地演活了小人物唯唯诺诺又渴望反抗的性格。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影片中的高光时刻，往往都是将演员置身于故事漩涡中心，从而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演技爆发点。

安藤樱《小偷家族》

托尼·科莱特《遗传厄运》

马尔切洛·丰特《犬舍惊魂》

那么《宝贝儿》呢？尽管杨幂饰演的江萌是全片的唯一女主角，但整部影片并不是以人物情感作为推动力，而是将故事本身作为叙事的核心线索。难得的是，刘杰导演没有以“卖惨”为噱头，无论是主角在激烈冲突对撞时刻的情绪爆发，还是本可以进行更加商业化操作的煽情泪点，都在导演极尽克制的镜头语言下被抽去了情绪发散。这样作者型的创作方式，其实在以往的国产电影中并不多见。

在我看来，这便是本片最大的亮点——冷静。

相较于极尽所能地利用情节冲突和情绪张力，来编排人物弧光和叙事泪点的电影，刘杰导演的《宝贝儿》却只用最简单的跟拍、固定镜头，在景别上的选取也多采用中景和远景，反而并没有太多的特写。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杨幂的演技经不起面部特写。但正如卓别林所言，拍悲剧才要用特写。想来刘杰导演并不想把《宝贝儿》拍成那种哭天抢地的催泪悲剧，他的创作美学一如既往地更趋向于冷峻的旁观者视角。

影片《宝贝儿》反映的第一个社会议题，来源于两位主角的人物设定——弃婴；准确说，是残疾的弃婴。

影片中的江萌被亲生父母遗弃，在社会福利机构安排下被寄养在一对无儿无女的乡下老人家里。养父早已去世，只有年迈的养母与她相依为命。而残忍的是，艰难长大成人的江萌就要被迫离开这个从小生活的家庭，孑然一身的养母也只能被送去养老院安度晚年。

导演在电影开篇便隐晦地展现了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寄养弃婴的家庭可以按月领到政府补贴，因此有不少农村家庭借机谋取利益。这便与江萌的寄养家庭形成反差——患有先天无肛症的女婴江萌，正是在寄养家庭视若己出的照顾以及接二连三的手术下，才最终得以生存下来，幸运地拥有了生命的权利。

生而为人，注定难免情感纠葛。所以已经成年的江萌不愿离开年迈的养母，更不愿意让养母孤身一人留在养老院里。这样一种乌鸦反哺的报恩行为，却被法律无情地阻挡住了——被寄养的孩子的监护权不因寄养关系而转移，因此弃婴最迟在成年后就需要回到福利机构，自谋生路。

江萌不理解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所以她倔强地逃避这个问题，通过工作来证明其有赡养老人的能力。从江萌的角度而言，报答抚育之恩是人之常情，观众们也很容易设身处地想到这一层，并产生共情；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为了不让寄养家庭承担道德的压力，政府强制执行这一制度，也确有其长远考虑。

而《宝贝儿》反映的第二个社会议题，就是本片的核心矛盾——父母是否可以决定已经出生的残疾婴儿的生死。

据2012年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的统计内容，我国每年出生后患有先天性缺陷残疾的孩子，大约占全部新生儿的5.6%，每年新增的出生缺陷数约100万例，平均每半分钟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降生。

导演刘杰透露，制作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就是因为身边的朋友遭遇了一个痛苦抉择——是否要放弃一个先天重度脑瘫的亲生骨肉。在三天的决策时间里，刘杰导演的那位朋友不眠不休地挣扎在痛苦的深渊里，最终决定让孩子活下来。如今，他们带着孩子在宁静的郊区生活着，妻子也为此放弃了自身事业的大好前景。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刘杰导演在北京郊区的一家福利院里，发现原来有众多的残疾儿童被遗弃。而那个郊区的村子竟然有1200多个残疾孤儿以寄养的方式生活着。

刘杰导演

想不通自己朋友做出的选择是否值得，也感慨于太多被遗弃的残疾孩童生活在不为人知的边缘角落，刘杰导演遂决定用镜头记录现实一角，也便有了《宝贝儿》这部电影。

在影片中，郭京飞饰演的徐先生做出了自己的抉择——放弃亲生缺陷儿。对于这个决定背后的思量，导演进行了留白，放弃了“卖惨”的商业片拍法，但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似乎无情的决定——经济实力问题。

徐先生的设定是年近四十的男人，虽然还称不上老来得子，但在传统生育理念下，孩子也算来之不易，万万不会轻易抛弃。但天生残疾，意味着数不尽的手术，意味着很可能没有未来的人生，意味着毫无尽头的医药费支出，意味着上天给这个新生命与中产阶级家庭的毁灭性痛苦。

所以，徐先生选择了放弃。而与此同时，他也选择了隐瞒妻子真相——这个白色谎言，便是对这一父亲角色复杂性的丰富。一方面，他出于保护妻子的目的，选择了单方面承担抉择的痛苦；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放弃选择不认可的体现。人物备受煎熬的内心困局，我们足以感同身受。

矛盾的另一端，便是江萌主张的“救”。如今已长大成人的她，看着眼前这个与她同病相怜的缺陷儿，仿佛看到曾经的自己要被无情剥夺在这世上生存的权力，自然心生不忍。而其对救治的坚持，更是透露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与全片贯穿始终的倔强形象高度相符。

或许是与养母的相依为命带来的情感维系，尽管作为弃婴，作为一出生就被父母判了“死刑”的孩子，但经历着病痛长大的江萌，始终坚信“没有哪个妈妈是不要自己小孩的”。我想，这也是她拼命想去说服孩子父亲改变决定的最重要原因吧。

事实上，江萌这一角色十分不讨喜。尽管对于“父母是否有权力决定一个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婴儿的生死”这一议题的讨论十分复杂，但作为一个旁人，对他人家庭的无端干涉是否符合道德，观众心中往往都有着明确的态度——别人家的事，外人何须多管闲事。

这背后其实还牵扯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群臣父子”关系。“君叫臣死，臣得死；父要子亡，子必亡。”如今，这类封建糟粕虽然无人再提倡，但其反映的软权力高下关系却依然根深蒂固。所以，尽管国外普遍将新生儿的生命权定义在其个体身上，国内大部分人依旧认为父母是有权决定一个重残孩子的死活的。

而这种观念导致父母在这一困局中做出的“救或不救“的决定，都有出于感性或者理性的解释。然而这背后，又岂是单纯的对或错就能说得清的？

除了最明显的对立双方，影片中的警察、福利机构以及陪伴在江萌身边的另一位聋哑人也都是不同观念的体现。或者说，是浓缩着观众想法的输出代表。

警察是执法机构，他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主要起到调和双方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他既会劝阻江萌的执着，也会调查徐先生的行为是否合法。而福利机构向来偏感性，所以也会关心婴儿的死活，防止弃婴的出现，但不会插手其中，只有适度的出于道德的劝说。

这双方，可以说是社会大众的缩影。而在影片中，也可以直接看作是江萌的反对者。

那么江萌的支持者呢？影片中的小军，一直是守护江萌的暖男形象，但其更多地是出于对江萌的感情联系。他不愿意拯救孩子，认为残疾的孩子长大以后，也不过都是“和我们一样”；但他也不愿江萌孤身犯险。其聋哑人身份，也正是这场纷争中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如果被救治的孩子将永远生活在病痛里，那放弃治疗是否才是最好解脱？

可见，尽管本片中的重要人物不多，但在这看似只是“救与不救”的抉择下，导演利用人物身份达成了全方位的多元对立关系。而在这多元的对立中，冷静、客观、没有立场介入的导演自身观点退出，使得画面有了一定的高级感。

毕竟，现实不正是如此，哪有唯一的答案。

老实说，在这么复杂的社会议题下，杨幂没有尽可能地以更加细腻的表演来表现人物心理状态转变，实在可惜。而且尽管看得出其在南京话和手语的学习中下足了工夫，但偶尔突然夹杂的京味儿口音，实在令人有些出戏。但这也不能掩盖其在台词上的设计亮点——重复。

在影片中，江萌有大量台词都是重复的，对警察的询问往往也是躲躲闪闪、闪烁其词——这是极为符合人物设定的展现。对于残疾人而言，天生的疾病往往关联了全身的器官，杨幂选择通过语言表达能力的缺陷来体现这一点。而对警察询问的答非所问，也生动表现了其不知如何回应对方的胆怯心理。

总体而言，杨幂的表演中规中矩。不过，陪伴其左右的聋哑人小军的饰演者李鸿其，一定能借此获得不少人的赞许。全片没有一句台词的他，仅靠着眼神便演出了对江萌的疼爱，以及作为一个边缘人群在社会环境下的不自然与不自在。这样的演技，后生可畏。

而另一位主演郭京飞，对他所饰演的徐先生这一复杂角色的把控也十分到位。那种心力交瘁感，在只言片语中表现得十分真实，估计这也得益于其在表演前刻意不眠不休整整三天，才达到的浑浑噩噩的状态。

除了三位主演，其余演员皆是当地的素人；影片中出演警察和福利院院长的演员更是本色出演。由此，不得不佩服刘杰导演的执导，不仅看不出素人演员们的表演痕迹，也不会有小成本独立电影的通病——生硬感。

而对于这群演员来说，最折磨人的地方，便是导演的无剧本拍摄手法以及重复拍摄。导演刘杰说，他并没有创作剧本，只写了五页纸的故事大纲，为的是避免台词的设计感。因此，无论是江萌还是其他群众演员，所有的台词都是演员们在代入情境后自然而然的对话。这无疑增加了表演的真实感，同时也减弱了某些主旨台词的刻意感。

而这90分钟时长的影片，却整整拍了一年。为了找到导演最想要的感觉，整个剧组重拍了两次。最终的呈现，可以说是三部影片的剪接。

回归到影片本身，在手持摄影与冷色调的处理下，影片既不强调戏剧冲突，也不强调情感对撞，而是以平静的步调让我们关注了残疾婴儿这一群体。对于每一个初为人母与人父的人来说，一个家庭里的新生命都是“宝贝儿”的存在。那么，如果我不完美，我还是你们的宝贝儿么？

对于生命个体而言，活着本身就是充满了希望。在不确定的人生走向中，我们照样看见了霍金、史铁生等人的伟大，又有谁会强调他们是“不完美”的呢？

对先天性残疾婴儿的亲人而言，救与不救都只是关乎道德的决定而已。但无论选择了哪种决定，都应该负责到底而不是选择抛弃孩子。毕竟，抛弃这一行为，显然已经关乎到人性层面。

对普通人而言，生命从来不该以身体的健康程度来作为“完美”的定义标准。坚信平等，给予善良，给所谓“不完美”的生命提供一个平等的生活环境，让更多“不完美”能够呈现在阳光之下。毕竟，阳光会眷顾每一片叶子的汲取，无论其是否完整。

所以我很庆幸，在现实题材影片接踵而至的2018年，能够在影院里看到有关“不完美”生命的探讨，以及那些被我们忽视却终究不可忽视的新生命。

影片结尾处，一直执拗的江萌听从了朋友的建议，打算去办理残疾症。她坐在椅子上等待着检查，似有忧虑地望向远方。那一刻，曾扎根在她身体里的犟，突然消失了。那么她对自己之前的执着，是否有所改变呢？

答案，在每个观众的心中。

作者| 此去经年；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为什么椰子比鲨鱼，杀人更多？”

这是前些年夺得金棕榈大奖的英国电影《我是布莱克》提出的问题。公民布莱克和凯蒂一家生活在社会保障制度完备的发达国家英国，人人平等、循规办事。电影最终以“布莱克之死”的落幕，回答了这个问题——

有着血盆大口的鲨鱼，我们会躲开它；而看似无害且甘甜的椰子，我们会迎向它，对它的掉落浑然不知。这些椰子，就是缺乏柔软性的保障制度和不讲人情的法理，它们本质善好，却会给人带来伤害。

《宝贝儿》同样涉及了这个问题。它讲了一个因先天无肛和智力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弃儿江萌，尝试拯救另一个被父母宣判了“死刑”的弃婴的故事。导演刘杰把由保障制度和法律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摆在了台面之上，构成一道探究人性与道德的选择题，以拒绝煽情的姿态，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思。

电影围绕江萌，设置了三处困境，这些看似从外部袭来，实际上也都是逼着她面对自我的问题——与孩子父亲不断产生纷争、偷孩子抢救；不能和养母同住的收养规定；是否要坚持“自己是健康的”，还是办理残疾证更容易地工作。最后，一件件事的落空与妥协，不可避免地降临到她身上。

她想要和自己的养母生活在一起，但却逾越不了制度的规定，只能母女分离。

她想让孩子活下去，获得正常的家庭关系和未来人生，最后却不得不面对死亡的结局。

她想要坚持自己“健康”这一身份认同，却最终拗不过社会对她的施压。

刘杰没有把电影处理成滥情、俗套的“残障人士卖苦片”，也没有偏向对立阵营的任何一方。他的立场是完全是中立的，只是把人物与事件呈现并抛出来，设置成一个具体的道德困境，并未作出任何解答。因为在现下，这些还处在一个无解的状态，并不存在更好的解决方案。

江萌一直在电影里问“为什么？”。对着女儿的父亲，问他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的孩子；对着执法者，问为什么自己不能给半身不遂的养母正常的养老送终。其实这些“为什么”，指向的都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个有着对残障人群体产生保障制度的社会，仍旧不是我们想要的社会？

现实社会的规则是由强者为弱者书写的。大部分弱者的确都能受益，甚至有部分弱者如电影中所展现的，会靠残疾证挂名到别的公司获得两份工资待遇、会通过临时改造拆迁房获得“精装修”待遇。

但是，还有一种人，却会成为这些背后的“牺牲者”——江萌，就是这个人。

保障制度缺乏柔性的弊端，在她的身上获得了印证。不是每个人都能擅于利用规则，越老实和越一根筋的人越不容易保护自己。而电影里的江萌，甚至已经到了敢于惹祸上身，不断尝试去和制度碰撞的地步。

这个不够讨喜的人设，肯定不会被所有观众接受。

江萌努力地在不能被人理解的处境里撞得头破血流，让我们不得不直面保障制度的一些问题所在。它所保障着的，不应该仅仅是处在社会底层的残障人士，这只能算是它的底线。它更应该具有柔性，去保障这个群体内部，那些因为“不擅于利用”而受到伤害的单纯之人。这些特殊情况，就像江萌一样，她向这些制度“硬撞”上去，才能发出声响和回音。

电影的两位主角，江萌和小军，不仅是这个群体的缩影，同时还传递出了在中国探讨人权问题，尤其是弃婴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对残障人士的保障制度还有很多的缝隙急待填满，我们的社会对他们的认知还处在不高的水平。

令我没想到的是，《宝贝儿》在首映后，在豆瓣会产生那么多的争议。大部分，都是对杨幂的尬黑。

我不想夸杨幂的演技，因为有目共睹的是，她的确演得不好；但同样有目共睹的是，她至少在转变。正如前文所言，她出演的是一个绝不讨喜的角色，低于常人的智商、情商，并不高的受教育程度，都让她更容易一次次陷在两难的处境里。杨幂努力地进入角色，就算结果不佳，至少能让人对她产生一点点改观。

而李鸿其的表演，则是我更想要提的。

他饰演的小军天生聋哑，和江萌一样被父母抛弃，在成年后靠聪明和残疾证，做上了一份体力活。可以说，李鸿其几乎贡献了整部电影的“戏眼”：

一处，是在江萌决意出发前，手语艰难地打出：“孩子活下来还不是和我们一样”。

另一处，是收尾处和江萌坐在出租屋的床上表达真心。

虽然这不是李鸿其最好的一次表演（《醉·生梦死》），但绝对是他作为男配角出演的目前最佳。他不仅用手语完成了超越台词念白的肢体表演和情感传达，同时也在角色不同的转折点与状态里游刃有余地切换，是绝对意义上的天才演员。

没办法不拿正在上映的《找到你》和暑期档的《我不是药神》，来比对这部同为在法理与人情、制度与现实等问题上产生探讨的院线片。

但实际上，这三部电影走的是截然相反的路径。《找到你》和《药神》高度类型化，分别走悬疑惊悚片和喜剧路线；《宝贝儿》则没有选择投靠固有的类型，而是由着人物来进行创作上的摇摆。

导演刘杰显然创作出了更贴合于真实感的影像，延续了自己《马背上的法庭》、《透析》、《碧罗雪山》一路以来的电影观念来抵达现实——被弱化的戏剧性、克制的煽情、紧凑的节奏。

此外，《青春派》之后，刘杰的又一风格是维持“自创作”式的剧本。《宝贝儿》这部电影里几乎所有的群演，都与自己生活中是相同的身份；剧本上，则基本没有既定台词，只有故事的大纲和走向——这要求演员和全素人的群演，通过临场思考自己身处的情境来创作台词，从而捕捉他们真实的表现。这可以算是有利有弊的选择吧，而台词也的确是全片最薄弱之处，存在较大的问题。

最后，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全片我最喜欢的部分吧，江萌和小军在临近收尾处，坐在床上的那番对话。我难以自持地流泪，因为影片两个主人公的心，比生活中遇到的绝大多数人，都要善良、温厚很多，但他们却只能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连阳光都是以一种施舍的样子照进来。

面对这样的群体，我又能做什么呢？到底什么样的社会是我们所呼唤的？

这就是《宝贝儿》向观众，在最终抛出的问题。

这部电影也许会令你感到压抑、不解、疑惑，但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面对生命、生活的选择上，所应当怀有的情绪。

而上面这个问题，也并不是没有答案。我们呼唤的是这样一个社会：

每对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无论选择救助还是不救，都应该选择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而非抛下、不面对。

坚信平等、给予善良，社会需要给所谓“不完美”的生命，提供一个平等的生活环境。

“她死了，我只是来告诉你一声。”当徐先生（郭京飞饰）如此告诉江萌（杨幂饰）时，两人尴尬地沉默着。

这是《宝贝儿》中诸多虐心的桥段之一，它的震撼力来自这样的基本事实：在永恒面前，每个人都是失败者，我们必须吞下它的苦果。

是的，从结果的角度看，努力改变不了什么，真诚必然落败，唯有爱与苦痛，会长久地在心中徘徊，见证我们曾经活过。

《宝贝儿》的故事并不陌生，它在日常生活中曾不止一次上演：

弃婴江萌在寄养家庭中长大，所谓寄养，指政府将儿童委托给符合条件的家庭养育，政府给予一定费用，故寄养不是收养，养父母并非孩子的监护人。

幸运的是，江萌在养父母的关爱中长大，养父去世后，她与养母相依为命。

因先天残疾，江萌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只好在医院当护工。恰好，医院收治了一名先天无肛的新生儿（与江萌当年是同样的情况），见治疗无望，女婴的父亲徐先生选择放弃治疗，将婴儿带到养老中心等死。

婴儿的遭遇激起江萌童年的苦痛记忆，她异常执着地要将婴儿找回。所有人都惊讶地质问：“她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管这闲事干什么？”在所有的尝试都失败后，江萌铤而走险，将婴儿从养老中心偷出，并因此锒铛入狱。

在社会舆论干预下，江萌重获自由，婴儿也得到了及时的救助。

然而，一切努力最终徒劳，婴儿还是离开了人间。至少在理性层面看，徐先生当初的选择更正确。

江萌没能挽救小生命，她自己的生命却沦陷了：由于寄养期已过，按法律规定，她必须离开养母。她不解地追问：“我在这个家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我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不能给我妈养老？”

然而，在冷冰冰的规定面前，追问是无用的。

将养母送入养老院，在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后，江萌拒绝了身边的爱情。

上天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放置了一份辛德勒的名单，但红尘中有多少人能真正践行它？生活是如此沉重，何况江萌又是一名残疾人。她之所以挫败，因为她太年轻、太幼稚，还不知道冷漠、无奈、疲惫是多么可怕。

《宝贝儿》具有催人泪下的力量，因为它揭开了社会转型时期，每个小人物心中的伤疤。

几千年来，“人命关天”曾是我们这个民族绝不动摇的信仰。我们始终坚信，冥冥之中必有一种力量正在凝视着我们。我们活着，不仅是为了现世的成功，更是为了那些不可让渡的道德原则。“抬头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因为终有一天，我们会离开此岸，在另一个世界中与前辈相聚，那时，我们会骄傲地说：此生无愧。

然而，这个神话在现代世界被彻底粉碎。

从某种意义上说，《宝贝儿》可视为现代社会的成年教科书。涉世未深的江萌鄙夷养母为骗拆迁费而采取的伎俩；她以为人人都会视生命大于天；即使判罪，她也不愿意说假话……

江萌以为这世界是由真诚与虚伪、爱与恨、正义与邪恶而构成的，但现实让她明白，在清晰的二元对立间，更多的是麻木、冷漠、不负责和自我沉沦，它们像灰尘一样，锁住了人们的希望。江萌的每一次奋斗，都被应付挫败，即使她能战胜应付，却又无力挑战命运的裁决。

其实，哪颗心不是从清醒沦落为麻木的呢？

在江萌刺激下，无肛婴儿的父亲徐先生崩溃了，他凄惨地哭喊道：“你究竟要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在我的伤口上撒把盐？”

注定会失败，那就没必要挑战，注定会伤心，那就不如忘记自己的心。生活就像剥洋葱，总有一片会让你落泪。江萌终于明白：唯有麻木，人才能接受命运的无情，才能让自己看上去还有尊严。

影片的结尾，江萌也成为说谎者的一员——开始为《残疾证》而奋斗。江萌别无选择，因为她要将养母从福利院中接回，她要挽救她最后的梦。

在我国，有接近1亿残疾人，占总人口的7%，也就是说，平均15个人就有1人是残疾人。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能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为了避免受歧视，刻意远离人群。于是，现代都市提供了这样一幅幻像：人人都是健康人，没有人需要别人的帮助。

7%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其中一员，只是命运的不幸，让他们替健康人承受了苦难，难道，健康人真的无需对他们负责？真的不应承担一份义务吗？

世界上有太多像江萌这样的人，从出生那一天起，人生的天花板就已确定。无论怎样挣扎，他们都难彻底突破它。除了一遍遍追问“为什么”，他们无法释怀。

时代如此飞奔，在漂亮数字不断翻新的同时，会有多少人去追问：那些搭不上列车的人该怎么办？如果可以坦然地甩下他们，任时代列车从他们身上碾过，这样的速度又有什么意义呢？不论跑得多快，我们都已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根本。

值得一提的是，《宝贝儿》的表演特别精彩。在此之前，从没想过杨幂还能演这样一位边缘人——承受生活创痛，靠坚守原则来自我抚慰，遭遇生活百般挫折之后，她被动“成熟”。面对整天与自己吵吵闹闹的养母，曾经沧海的江萌说出了心中的感慨：“妈妈，谢谢你当年收养了我。”

杨幂如此细腻地演绎出江萌的性格成长历程，她从来不是宝贝儿，她必须活成一根刺。有多少个青春，就有多少个伤感的故事。因为所有自我的宿命都是遍体鳞伤，它最终会被抹去，会被遮天蔽日的麻木所窒息。

《宝贝儿》讲述的是几位残疾人的故事，但它的感慨却要广阔得多。在现代性的扭曲下，爱是否还有可能？我们还能重建意义吗？我们是否应继续坚持？我们还能找回曾经的人味？……这些问题也许永无答案，但我们必须不断追问下去。

影片刚开头，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后，一张焦黄干燥满是雀斑的脸探进来，二话不说就拿手机开始拍照。昏黄的灯光下，逼仄狭窄的屋子，饭桌旁坐了一个略显呆傻面部畸形的孩子，她盯着那个孩子看了一会儿，又继续拍照。家里的女主人明显被这个架势吓到了，一个劲儿的开口解释：“今天我们下班晚了，就给他随便做了一点饭。平时吃的比这个好。”“你看我们吃的也都是一样的东西啊，真是因为今天没时间。”那张脸一言不发，依旧拿手机咔嚓咔嚓拍着，直到这一幕渐渐隐去。

不得不承认，从那一刻起我脑海中已经没有了那个聚光灯下的杨幂，那个精致、白皙、身材姣好的女明星。

影片放映结束后，导演刘杰跟大家做了一次小型的交流会。在提到杨幂时，他说：“我从来不教演员演戏，不去告诉他们到底该怎么演。”“但是我会让演员尽量靠近这个角色，直到成为这个角色本身，这样一切就合情合理了。”“片中杨幂的戏份，基本是她进组九个月后拍出来的，那个时候她已经磨出来了。”

“她已经磨出来了。”是的，她不再是那个聪明、狡黠、反应快爱怼人的北京妞儿，而是执拗、倔强、一根筋走到底的南京弃婴。

江萌是一个患有先天无肛的弃儿，并且由于出生后的缺氧，造成了脑部受损，换句话说，她的智商比普通成年人低那么一点点。但她又是幸运的，寄养家庭给了她能力范围内最好的生活，还有珍贵的爱。所以她的世界是单纯的、单一的、非黑即白的。

当她在医院做护工时，看到了那个跟她患有一样病疾的婴儿，她好奇、她关切。当她知道孩子父母竟然选择放弃治疗出院后，她焦急、她不解。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治了，明明这个病可以治好啊，她看了看自己，因为我就治好了啊。

于是她偷偷找到了这个家庭的资料，她一遍遍地拨打父亲的电话，她一路找到孩子的家，她跑遍这个城市的医院、福利院、临终关怀医院，她想告诉他，我治好了啊，我跟你孩子患了一样的病，我治好了啊，他也一定可以治好的。

但她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复杂的，有很多事，没有钱没办法解决，而有些事，有了钱也没办法解决。

她在她的世界里，因为年满18岁必须离开寄养家庭，而不得已与“妈妈”分开。跟她在福利院一起长大的聋哑儿小军，想要跟她一起生活，而且两个人可以节省一半的钱。她说，你去找个能生孩子的人过日子吧。小军打手势说，我们可以领养一个。她摇了摇头，比划着，不行，我们不符合领养家庭条件。

因为她一生下来就是个无肛婴儿，她这辈子，注定无法普通。

而那位父亲在他的世界里，因为妻子生下了一个无肛婴儿，也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治，有这笔钱，应该也能治好，但是孩子一辈子都是个残疾人；不治，这是一条生命，亲手选择终结，要一辈子背负精神道德的双重枷锁。

哪有什么正确选择呢？活着，从来都不是一条非黑即白的路。

这是一部看完会让人沉默无言的片子。因为太真实了，而且无解。每年，中国都有超过10万个新生儿弃婴，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有残疾的孩子。他们或者被直接丢弃在医院，或者被丢弃在城市偏僻的角落。他们有些直接告别了这个残酷的世界，有些歪歪扭扭挣扎着在福利院、寄养家庭长大，悄无声息地活着。

导演说，当他带着这个片子去圣巴斯蒂安去参展时，在城市街道上看到了很多残疾人正常出行活动，但是在中国却很少能看到。是因为中国的残疾人比哪里少吗？肯定不是，只是在这里，他们都生活在暗不见人的地方。

是啊，这个世界，生活着多少我们未知的人与事。

但至少，这部电影给他们开了一扇窗，让光，透了一点进来。

你问风为什么托着候鸟飞翔

却又吹的让他慌张

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

却也湿透他的衣裳

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

却又不能带他回家

——《无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