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适合寒冬的电影。[僵尸与魔鬼列车]的开头是萧瑟的伊斯坦布尔街头，主人公僵尸从路边的长椅上醒来，走过人潮拥挤的港口，但他看也没有看一眼那边的喧嚣，走进了一个小酒馆。呕吐后的僵尸面色苍白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镜头切换到一张被阳光沐浴的脸，那是六个月前的僵尸，在他面前的是赫尔辛基美丽的港口。这让人想起米卡·考里斯马基的弟弟阿基最新作品[希望的另一面]的最后一个场景，被难民捅了一刀的哈立德坐在港口边，面前却是阳光海岸，给人一个略带伤感却向上的结局。但在[僵尸与魔鬼列车]这里，从战场逃回家乡的僵尸刚到赫尔辛基，就被警察逮捕。警车突然的到来打破了黄色光晕下的温暖回归，也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基调。下一个场景切回冷调的森林，白雪覆盖，一片萧瑟孤寂。

冷调－温暖－冷调，这样气氛与配色的切换在片中一直重复进行着。比如僵尸的朋友阿瑞斯邀请他入伙摇滚乐队，两人坐在背景是红色霓虹灯的酒吧里，吧台上是穿着黑色皮衣的僵尸和穿着橙色夹克的阿瑞斯。下一个场景就切到僵尸步行回到自己的家，一个俯视的固定镜头，前景是枯枝败叶，僵尸踏着脏雪快速前进。而后我们知道，因为僵尸酗酒，被乐队最终抛弃。温暖－冷调的切换暗示着僵尸的命运，紧跟着希望的，是希望的幻灭。

由方才讨论的配色转换说开去，可以延伸到米卡对色彩的苛求。这部电影的色彩早就超越了再现现实的基础功能，更是上升到了塑造人物性格和参与叙事之中。他与弟弟阿基一样，会“理想化地运用色彩的造型功能和表意功能”(阿基语)。

僵尸的朋友阿瑞斯自始至终穿着一件橙色上衣，戴着米色帽子，棕色头发和胡子，甚至右手中指还有戴着金色的戒指，这一套的配色和他快乐、积极、正面的性格相衬。而僵尸的形象正好相反，皮衣、T恤、裤子、头发、眼睛全身上下的黑色，阴暗单调的配色奠定了他悲剧、孤独、伤感的人生。

再看看僵尸的女友，出场时她在一家色彩明亮的理发店，穿着一袭蓝色碎花的白色连衣裙，但是她的深色口红、黑色眼影、红色头发暗示出了她的性格。她是一个介于阿瑞斯和僵尸之间的人，虽然疯狂地追逐着自由与梦想，但知道堕落的底线是不能触犯法律与道德。在僵尸几近精神失控，砸破街头商店的橱窗盗取商品时，女友赶到。她的红头发和深色口红依旧，但此时的她穿着一件绿色上衣和红色喇叭裤，围着金色的围巾，俨然一副嬉皮士的打扮，这样的配色对比一身黑色的僵尸正面与积极许多。她爱着僵尸，却比他清醒，所以愿意为了爱在警察面前缄默不语，却不会跟随已经无可救药的僵尸逃亡。

片名叫[僵尸与魔鬼列车]，那么魔鬼列车是什么？那是一个摇滚乐队，成员三个都穿着暗色调的黑色西服，带着黑色墨镜。他们出现的几次一一与僵尸产生了不同的交集。第一次是僵尸刚从军队逃离，他遇见停车小便的魔鬼列车三名成员，坐上了他们的车。他与三人交谈，却被对方置之不理。第二次是僵尸正式加入好友的乐队，在乐队忙着演出的间隙，僵尸却在演出巡回大巴的驾驶座上酩酊大醉。在演出结束后的行进大巴上，魔鬼列车的成员与阿瑞斯在交谈，彼时的僵尸正在后座熟睡。虽然大家在把摇滚狗的困境当成玩笑来讲，却也透出一丝悲凉。话题涉及到摇滚狗们的酗酒恶习，自吹自擂和逃避现实，这些也正是僵尸身上的问题。第三次是父亲去世，伤心的僵尸在家中自杀，被女友救起。魔鬼列车的成员在僵尸的床前喝酒，饮完他们快乐地走了。下一个场景是戴着墨镜的僵尸起死回生，拉着女友离开黑暗的医院，一段短暂的快乐时光即将开始。三位墨镜大侠的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僵尸走向堕落之前，在白雪皑皑的街道上，三人顶着寒风行色匆匆。僵尸跟随他们的脚步来到了一家闹哄哄的酒吧，镜头跟着他进去，先是找到了喝酒的三人，随后镜头定格在喝到烂醉的僵尸脸上。熟睡的他戴着魔鬼列车同款墨镜。在此之后，僵尸遁入虚无。魔鬼列车的出现皆有对照僵尸心境的作用，也许他们并不存在，只是一个象征。

犯了偷盗罪的僵尸在伊斯坦布尔大概花光了所有的钱财，依旧行踪不定，落魄地生活着。当他的女友收到从伊斯坦布尔寄来的信时，给僵尸的好友阿瑞斯打电话。影片从阿瑞斯的视角出发，跟随着他的脚步去那座纷乱的城市寻找僵尸的踪迹。有一幕特别有意思，当他走进一家地毯店，殷勤的老板误以为他来自美国，对他大献殷勤。阿瑞斯说了两句话：“第一，我不是美国人。第二，我什么也不会买”。阿瑞斯明显不属于这里，但这个老板认识僵尸，小酒馆的老板也认识僵尸，他们都说：“僵尸和谁都是朋友”。在冷面的芬兰他无处可逃(就像他母亲说的：“牧师的话太深奥了，我听不懂”)，但在热情的伊斯坦布尔，他找到了自我，就像开头说的：“我的生活就像污水在喉咙里涌动，但是我没有因为成了现在这般模样而感到后悔、羞耻或者是恐惧”。

影片的末尾，僵尸谢绝了阿瑞斯伸出的援助之手，下车跟随一位长相酷似女友的穆斯林女孩而去。这一段拍得有些浪漫，也有些伤感，伴随着慢调的音乐，面色苍白的僵尸跟随着女孩走近雾气弥漫的小巷。一开始，女孩频频回头，急于摆脱僵尸，在行至较为宽广的街巷时慢下了脚步。女孩恰似僵尸心中的爱与希望，他没有忘记，想要紧跟随。而理想呢也从一开始的不可及，渐渐到露出希望。最后，僵尸和穆斯林女孩一同消失在路的尽头，让人宁愿相信，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本文首发于《看电影》周刊，转载请说明

文 调反唱唱

个人公众号：电影少女放浪记

故事主角，叫“僵尸”的颓废派年轻人，即使在乐队中的表现也不好。他虽然有音乐演奏技能，但是无论在专业演奏还是感情生活都是既随意又粗心。导演刻意把主角刻画的一丧到底，展示了一个社会底层的堕落。

因为欧美是制片人负责制，米考制片的《罪与罚》令我爱不释手，他制片的《天堂陌影》也很好。虽然这两部电影导演均为阿基，但是《罪与罚》成片的83年阿基才26，我觉得不具备拍出如此深度电影的能力。

音乐也需严肃，堕落没有出路。

1

米卡·考里斯马基的《僵尸与魔鬼列车》（1991），一部奇妙又古怪的电影。米卡·考里斯马基（1955年9月21出生），阿基·考里马斯基的哥哥，都是芬兰影坛重量级人物。米卡走上电影之路，本身就颇具喜剧色彩。高中毕业，他成为一个油漆匠。一个寂寞的秋日，无所事事的米卡看到了《电影史》这本书，想入非非，于是他前往德国学习如何拍电影，就像当年贾樟柯看到电影《黄土地》引发的冲动。

1980年，米卡拍了由弟弟阿基编剧的电影《撒谎者》。兄弟俩同时步入影坛，名声渐起，90年代各自成立制片公司，创作属于自己的心水电影。当然，弟弟阿基拍的电影名头更大更猛。米卡的个性更为内敛和淡然。至少，我们从《僵尸与魔鬼列车》一片中，看到兄弟俩的神似，真正体现了这兄弟俩“冷面笑匠”的怪诞风格。

的确，《僵尸与魔鬼列车》，片名即刀锋般凛冽，一部冷凝又跳跃的电影。冷凝是说冰天雪地背景下，“僵尸”形象的渐入人心，犹如荒野中惶惶不可终日的困兽。跳跃当然是指简明叙事下的时空跨越。整体来看，电影仍是写实的，只是流行乐的烘托，让我们觉得这还是一部文艺片。镜头行云流水，可以说剪辑的不露痕迹，从中看出其空灵的一面。

2

这个绰号“僵尸”的细瘦青年安迪·奥多马，一个倒霉透顶的年轻人。片头，已成流浪汉的他，蓬头垢面的来到酒吧，再穷也要小酌几杯。然后，闪回到4月，他起初搭船回到赫尔辛基，父母亲、女友和好友前来迎接。不料，他一下船却被警方带走。自此，去了一线部队当兵，冷抵制行为，又被部队除名。那个冷极的寒夜，他搭上了“魔鬼列车”，这是一支乐队名称。车上的乐手都不说话。电影采用安迪的话外音方式，叙述自己一年前的光景。

这一年，安迪做过高层清洁工，却因为“恐高症”吓得要死，之后去了医院太平间，推着死者，好奇的他掀开白布，看看僵硬的死尸，同样吓得开溜。他还能干嘛。父亲患有心脏病，对他一直不满意，成了家中的刺儿头。他只能住地下室，弹着心爱的贝司。也只有弹着贝司的时候，才让我们感觉他还生活在人世间。如同他的“僵尸”绰号，这个人物始终是飘忽的，也是恍惚的。似乎他独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谜迹。

但他并非真的僵尸，人总是有感情的。只是女友马里奥跟着一位理发师好上了，他找到她洗头，洗了一会就愤而离开，之后，他跟那位理发师对掐。有趣的是，女友后来还是回到他身边。但他在地下室几乎快被冻成真的僵尸。“野驴乐队”的主唱哈里一直是他的好友。僵尸想找他借一千元。哈里说不能白借，你得跟着我乐队做点事。每天人家乐队坐着大篷车到处演出，他成了一个麻木的旁观者，直到贝司手病了，他才顶上。但好景不长，他还是开溜了。

3

可怜的安迪与这个世道的格格不入，使得他无法静心下来去做一件事。这么一个无力苍白风都能吹倒的人，却很倔强。他居然当着女友的面，在冷夜的大街，砸了珠宝店的玻璃窗，抢了一把珠宝，女友替他无奈的做了挡箭牌。最后，他跑到了伊斯坦布尔。哈里千里迢迢找到了他。僵尸却跟着一个蒙面的白纱女人走入高深莫测的小巷。看来，他没有回路了。

我们可以把那一袭白衣的女人，看作一个引导他进入天堂的女使徒。导演用这种方式结尾，虽不免有点儿臆想痕迹，但也给了我们想象的空间，总比那种皆大欢喜的要好。影片从始至终歌声飘荡，歌词对应着安迪游魂般的影子。米卡和阿基一直喜欢美国乡村流行音乐，还组织过乐队，片中就有不少乡村音乐名曲。

这部别具一格的影片，最大的亮点，我觉得当属塑造了安迪这样一个心灰意冷的典型人物，说他经典当名至实归。他的颓废与挫败感，“哀莫大于心死”的困顿，正好对应了当时弥漫的世纪末情绪。这种悲哀聚集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人们对东西方“冷战”之后的急剧变化，还不能适应，或者说尚没有做好足够的精神准备。

4

片中，通过安迪的冷眼，看到了电视中频频播送的战争杀戮新闻，以及环境污染给海洋造成的危害。其中有一个细节，苏联坦克进入立陶宛维尔纽斯，遭到了当地民众的反抗。而安迪的表情永远是“僵尸”式的冷面表情。我们注意到，每次他在酒吧饮酒消愁时，便有一个举着酒杯的老头，乐呵呵地跟他招呼，但他回应的依然冷漠，或者说不知所措。无聊的老头，孤独所致，只不过把他当成一个熟人，打趣而已。

当安迪的父亲因心脏病去世时，作为儿子居然没有参加葬礼，更不要说送终了。母亲卖掉了房子，说这样够买一个口棺材的钱，你需要什么就去拿吧。安迪说我什么都不需要。他不属于这个家，也不属于这个国家。在这对兄弟俩的电影中，从没有精彩的人生，有的只有落寞和窘困。他们对于穷人的关注，以及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一直持续至今。

位于北极圈的芬兰，冰天雪地是常态。这里天然的冰冷天气，特别需要火光和暖意，但冻结于人们内心的只有坚硬的冰疙瘩。最主要的，安迪的装扮与行为，都酷似僵尸，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他的出走，颇具戏剧性。抢了一把，自知理亏，便远走亚欧的十字路口，伊斯坦布尔本身即是这个世界的咽喉之地。这就让他的迷茫带有普世性。

说他是孤魂野鬼也不为过。存在与虚无，不只是一个哲学概念，而是人类必经的命题。个体的走向，瞬间即逝，又恍如隔世。如同他话外音说的生活犹如冰冷的梦。他清楚，人生已没有回路，哪怕回望也是一件奢侈的事。实际上，他的确是一个梦般的存在，这难道不是我们大多数芸芸众生的人生吗。“我就像一颗病树，内心充满孤单。”这是他的最后独白，也为影片画上一道无情冰冷的休止符。

2018.3.26